黄淳耀给友人《乡兵议》撰写的序言中，黄淳耀谈及自己对于乡兵和保甲的看法。他认为练乡兵辅助官兵，留募兵的费用供养乡兵，将乡兵寓保甲、以守寓战，未尝不是强兵救国的好办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他从未涉足官场，但也反思历史上的兵事寻找教训。他还和岐曾一起去县城演武场观看乡兵团练，被现场高昂的士气鼓舞，对家园防卫充满信心。除了自强外，他认为还可以借兵。他想到了盘踞东南沿海的郑芝龙，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他与钱谦益会面时探讨时局，才知道钱谦益也早有此意。钱谦益正在写一份《请调用闽帅议》上书朝廷，建议朝廷向福建的郑芝龙借兵。钱谦益认为，只要郑芝龙的强大水师一出手，远可以从张献忠手中夺回长江要塞，近可以捍卫京城、抵挡清人。

　　钱谦益身为郑芝龙之子郑成功的老师，以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竭力邀请郑芝龙，一方面上书皇帝。黄淳耀完全赞同钱谦益的想法，用“英雄所见略同”形容自己的心情。其实对于借兵郑芝龙这一主意，朝官各持己见。郑芝龙力量虽大，但他是海盗，毫无政治忠诚度，既然十几年前能接受明朝的招安，谁能保证他不会投降清朝?事后证明，借兵郑芝龙不算明智之举。几年后，郑芝龙果然投降了清朝，这是后话。

　　黄淳耀终究是一介书生，力不从心的时候很多。他写得一手好诗文、好书法，空有报国之志、忧国之心，但对于国家需要的经世才能，却所知甚少。他回到嘉定后，和苏渊等人到县衙商议政事，当大家谈及水利、钱粮等实务时，他感到力不从心，惭愧自己在这方面知道得太少。即便如此，像黄淳耀这样竭力贡献的读书人也是少数。

　　朝政混乱

　　大江南北，无人不谈兵事，但大部分人的情况，更像侯岐曾给友人写信时描述的那样：“士大夫缓者嬉游，急者张皇，总无实着。”岐曾引用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此曰非吾事也，彼亦曰非吾事也，即无所往而为吾事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终有一天出事时，谁都无法逃脱。此时的侯峒曾，身体再次困于病痛，一度咯血，脚疮也复发，走路不便。他疲惫不堪，又一次向上级请求辞职，又一次没被批准。

　　到了冬天，他卧在病床上再次请求辞官，长长的疏文充满了恳求、哀伤与急迫，这至少是他第四次请求了。这一次，上级终于答应向朝廷汇报。不巧的是，他的疏文还没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皇帝对他的新任命已经传来，擢升他为顺天府丞。顺天府丞，是掌管北京官府的副职，正四品，在顺天府内的权位仅次于知府。

　　能升任顺天府丞，一来得益于北京官场的好友郑三俊的举荐，二来表明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至少两次赢得崇祯皇帝的当面嘉奖，而复社领袖吴昌时贪污案发生后，他的清白、中立更使他免于指摘，获得了皇帝的信任。面对绝佳的升迁机会，峒曾并不感兴趣。朝政混乱，不言自明。崇祯皇帝在位不到十七年，其间撤换了包括侯加好友文震孟在内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十四名兵部尚书，杀掉了七名总督和十一名巡抚，这绝不是太平盛世的表征。

　　侯峒曾可以看到，不仅朝廷不太平，身边也骚乱四起。1643年年底，他即将卸任嘉兴兵备道的时候，浙江东部发生了“许都之乱”。地方豪强许都为母亲大办丧事时，上万人前来吊唁，遭到敌手诽谤。在官府的追剿下，许都公开起义，攻克了义乌和东阳，囚禁了两县的县令。许都起义的“豪侠”色彩，聚集了更多乱民，引起官绅的担心。峒曾只能安下心来，整饬装备，严阵以待。

　　“许都之乱”

　　他向属下征求平乱的方略，属下各抒己见，有的说以德服人，有的说为我所用，语气无不充满沮丧。峒曾听了大笑，摇摇头让他们离开。书生的软弱天真，让他想起“竖儒”这一蔑称。浙江巡按左光先召集本省官员，商讨平乱方略。峒曾卸任前，给左光先推荐了多位有军事才能的人选，包括绍兴府推官陈子龙。

　　他向左光先提出了一个软硬兼施的解决方案，“宜压以重兵，而密谍其魁，与之为媾，事尚可为也”。陈子龙也认为国家亟需用兵，许都本人又有才干，应以招抚为主。但是，左光先没有听从侯峒曾与陈子龙的建议，最终将许都和他的六十余名手下全部斩首，引起了许都旧部更大规模的反抗。

　　峒曾在回乡的路上，听说了“许都之乱”的处理结果。他与同僚通信时，表示赞同左光先的做法，认为这不仅挽救了浙江，也让整个江南恢复平静。私下里，他一定更看清了危急的局势。此前，峒曾为左光先的奏疏撰写序言时，引用过唐朝名臣魏征的一句话。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自己宁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

　　如果政治清明，他也更愿意做良臣。左光先显然没做成良臣，他自己呢?浙江的骚乱暂时平息，遥远的西北出现了更大的骚乱。或许侯家的亲家公顾咸正想写信给朋友，但西北到江南的道路已经不通。1643年，朝廷任命孙传庭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剿灭西北的起义军。当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河南，朝廷屡次催促孙传庭去开封攻打起义军，而孙传庭的队伍据守在西安，正被瘟疫折磨得羸弱不堪，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精锐的兵器。敕令不断传来，孙传庭迫不得已，只能从命。

　　盗匪猖獗

　　顾咸正听说孙传庭将率兵出潼关，急忙上书，竭力劝他不要出关。自古以来，潼关就是中国西北部的军事要地。它北连黄河，南接华山，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狭窄通道，是陕西通向中原大地的必经之地。潼关关口以高大的城墙封锁，形成易守难攻的要塞。坚守潼关以内，就能让西安府所属的整个关中易守难攻。

　　守住以关中为主体的西北地区，就为朝廷守住了反击清朝的大后方。顾咸正无数次站在华山上俯瞰大地，深知潼关的战略地位，明白贸然出关必定带来危险。他给孙传庭写信，劝诫道：“出关安危系全秦，全秦安危系天下。”他引用《孙子兵法》里的名言，“兵无选锋，曰北”，没有良兵，以弱击强，正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在他看来，出关后兵败的后果不堪设想，“万一蹉跌，将不止三秦之忧”。

　　孙传庭没有采纳顾咸正苦口婆心的劝告，不是他不愿意采纳，而是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让他身不由己。身为兵部侍郎，不远处的河南盗匪猖獗，他不能躲在陕西闭门不出。

　　结尾

　　无奈之下，他只能率领孱弱的官军东出潼关，一路向开封进发。之后，顾咸正听到的消息是，西安失守了。原来，孙传庭进入河南后，李自成亲率一万大军迎战，双方苦战一个多月，孙传庭的队伍粮草断绝，回师陕西，却遭到李自成一路追击，直接攻下了西安。孙传庭本人也在围攻中马革裹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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