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治国用人之术是什么样的?粘杆处又是什么?
2021-08-10 14:12:14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第四子胤禛继承皇位,年号雍正。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要评选驭下之术最高明的皇帝清朝雍正皇帝胤禛无疑可以排进前五名,甚至有人说他可以排进前三名。

  作为康雍乾盛世承上下的关键人物,雍正的功绩往往被人忽略,这可能是因为胤禩胤禵的支持者曾经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雍正“其面如铁”,不太受文人喜欢,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又断了很多贪官的财路,所以其历史形象不佳,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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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雍正也很风却幽默,对下属也很体贴,这两点我们看他的朱批谕旨就可见一斑。翻阅雍正朱批谕旨,我们发现雍正在说话很接地气的同时,驭人之术也是极其高明。比如我们熟知的李卫李又玠忠心耿耿,但雍正还是让粘杆处密探对他进行严密监视,粘杆处侍卫密报后雍正的御笔朱批,直接把李卫吓出冷汗:“皇上咋啥都知道?”

  如果没有雍正皇帝铁腕反贪,清朝肯定会在肇基一百年左右崩溃,所谓的康乾盛世,两朝都是虎头蛇尾:康熙晚年怠政,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雍正励精图治充实了国库,然后又被继任者乾隆花了个海落河干。

  雍正之所以能把一个康熙晚年的烂摊子变成乾隆初年的太平盛世,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雍正的治国用人之术,尤其是他的两句用人名言,似乎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

  这里的不必信、不必疑,读者诸君一定要断好句,如果把不必当成一个词,那就会产生歧义,在笔者看来,雍正的意思是要避免“必信”和“必疑”,也就是不能给予任何人完全的信任,也不能整天疑神疑鬼。

  雍正这两句用人名言,在对李卫的使用上,可谓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即使忠诚如李卫李又玠,雍正也曾在他身边安插了粘杆处出身的一等侍卫马伯会做眼线,李卫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逃过雍正的慧眼,经过一番周密观察,雍正才包容了李卫的坏脾气,并对李卫委以重任。

  熟悉清史掌故的读者诸君肯定知道,雍正皇帝并没有血滴子,但却是实在有粘杆处,就连乾隆朝的第一宠臣和珅,也曾在粘杆处当过侍卫,他说自己“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擒龙”,还真不完全是吹牛,因为要想进粘杆处,除了身世清白之外,还必须有一身过硬的本事,比如受雍正之命监视李卫的马会伯,就是康熙三十九年的武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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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会伯考中武状元之后,马上受封一等御前侍卫(武职三品),进了“尚虞备用处”,这一干就是九年。

  “尚虞备用处”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粘杆处——此处归内务府管辖,但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亲王是谁,想必不用笔者解释了吧?

  雍正把粘杆处侍卫外放做官带兵,实际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康熙四十五年,粘杆处一等侍卫马会伯出任授直隶昌平参将(似乎老十三胤祥起了一定作用,昌平在哪,也不用笔者解释),虽然是正三品平调,但参将掌兵,可比一等侍卫有用多了。

  雍正刚一继位,已经升任云南永北镇总兵(武职正二品)马上赶回京城,雍正在大加赏赐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觌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九·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在京师情况稳定之后,又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后回到了云南永北镇总兵任上,他除了带兵之外,还要密切监视云南布政使兼盐驿道李卫的一举一动——有不少外臣举报李卫做事嚣张跋扈,而且也没少收黑钱(在云南,或有餽于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列传八十一》下同))。

  马会伯接到“据实回报,不可顾及情面”的密旨之后,很谨慎地用密折专奏的形式给雍正打了报告:李卫只是性格急躁,做事不免毛躁,但还合乎礼法规矩(“钦用”牌子不算僭越),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受贿不算严重)。

  雍正接到马会伯的报告,虽然对李卫放了一多半心,但还是提出了严厉批评:“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古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朱批谕旨李卫奏折》原文为‘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尔其谨慎,毋忽!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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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被雍正的朱批谕旨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收的这点东西,都是暗夜操作,皇上咋知道得这么清楚?”

  马会伯也不用沾沾自喜,因为他监视李卫的时候,也有人监视他,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监视对象李卫。比如雍正还曾分别给湖南布政使(藩台)朱纲和巡抚王朝恩分别下密旨,让他们汇报对方的状况。

  李卫后来当上巡抚总督,也经常跟级别相近的大员“闹别扭”,而这种情况正是雍正喜闻乐见的。李卫给雍正上密折:“臣开罪范时绎(范文程之孙、江南总督,清朝是有江南省的,原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又与齐苏勒(河道总督)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

  雍正只和稀泥而不处理任何人,顺便还要拱一拱火:“时绎不足论,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向日于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于此。”

  在雍正的巧妙安排下,几乎没有督抚藩台臬司通同作弊的情况,像乾隆朝那样的“甘肃监粮案”,根本就不会在雍正朝发生——过于相信就等于放纵,皇帝糊涂,臣子才会肆无忌惮。

  雍正这种封疆大吏互相监视牵制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窝案的发生,而他的两句至理名言,我们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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