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是明朝文学家沈德符编写的史料，属于“杂史”类目，对研究明朝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四部分类法)之中，于史部收书历来十分庞杂，其中不进进包括官修的正史，也包括各种各样的私修杂史、野史、史抄等等，它们的存在是并列的关系而无高下之分，甚至于它们的存在一方面为正史提供左证与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揭开一些被正史所隐藏的秘密。《万历野获编》是明代后期浙江嘉兴的大文学家沈德符所做之一部笔记，便被《明史·艺文志》收入到史部下的“杂史”类目当中。那么，这部明人笔记有着怎样的史料价值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初步在《万历野获编》的文献方面做出简要的搜整。据桐乡钱枋所做序中称：“今此编，上自宗庙百官，礼文度数，人才用舍，治乱得失;下及经史子集，山川风物，释老方技，神仙梦幻，闾琐语，齐谐小说，无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显然，沈德符此书内容丰富，体量庞大，且多有发微，以至于到事多猥杂之地步，这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万历野获编》文献搜整的难度，今以清道光七年姚氏刻本同治补修本为通行本，中华书局亦有校勘，为三十卷本补遗四卷，但其版本决然不至于如此简单，《明史·艺文志》载“沈德符野获编八卷，一名万历野获编，以多记万历事也，别本二十四卷”就足以说明问题，况且此书刊刻极少，由明逮清几乎不可见其有大量之刊刻，那么主要的流通就通过抄本进行，桐乡钱枋直言据朱彝尊旧抄本录为三十卷，然朱抄本绝不至为三十卷本，那么就应当是在抄本流传过程中次序颠混、重新定卷的缘故，此书于今历经丧乱，古本难见，所以我们只能以通行本——即道光时期姚氏刻本——来定标立格，确定此书之价值，而要言说《万历野获编》的史料价值，我认为基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谈：
其一，从《万历野获编》的体裁内容入手来看，沈德符出身仕宦家庭，其祖其父都是科举出身而为史官，并且家有“万书楼”藏书楼，这无疑给沈德符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政治视野与文史基础，因此《万历野获编》虽是名称野史，仿佛是小说家的聊以消愁的戏谑之言，然而真正与军国政治、典章制度切实相关的内容占到了70%以上，占据绝对支配性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万历野获编》绝非街谈巷语，道听途书，它的创作是非常严肃而又认真的。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大量书籍都对其有所引述，这显然证明了此书内容来源的踏实可靠。
其二，作为野史意义上来讲所具有的极高的价值，《万历野获编》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清初文坛盟主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已经有了这样明确的评价：“事有左证，论无偏党，明代野史未有过焉”，这说明了它在有明一代的野史中的分量与地位，同时，在明代官修史书避讳严重，史官极意曲笔的情况下，沈德符与当时的诸如李攀龙、王世贞、朱国桢等人，都怀有着私修国史的史家责任，并以此来补正史官修的纰漏。这一点孙卫国先生已经有所提及，他们都怀有着修当代国史的理想，王世贞由此而创作了《嘉靖以来首辅传》(又称《嘉靖以来内阁首辅转》)只是沈德符没有表现的像王世贞那样的明显罢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万历野获编》成为了正史以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数据，从本书之中，我们足以见到一些因避讳曲笔而完全看不到的东西。
其三，基于沈德符所处的时代，乃是明王朝极王而厌、由盛转衰的万历时期，国家内忧外患逐渐暴露，文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颇为浓厚，他们着史的用意多为矫枉时弊，注重实务，因此《万历野获转》的书写并不应当以作者文学家的身份就磨灭其客观性与政治理性，事实上，《万历野获编》已经足够表现出沈德符继承“弇州之学”史以资学、史以养学的一面，从而体现出了丰富的历史价值与史料价值。
从这三方面来讲，我们看待《万历野获编》的角度就应当有所确定，即他绝非是无可依凭的小说野史家言，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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