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后人还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了很多写作理论，对后事具有指导意义。下面跟趣历史小编一起了解一下韩愈所作的《子产不毁乡校》吧。

　　子产不毁乡校

　　韩愈 〔唐代〕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

　　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注释

　　伊，句首语气词。侨，子产的名。

　　礼，指治国的礼法纲纪。

　　嚣嚣(xiāo xiāo)，喧哗的声音。侨，教，嚣，押韵。

　　这是“亦各言其志”的意思。《论语·先进》：“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维，语气词。否(pǐ)，恶。

　　弭(mǐ)，止。

　　理，治，指平治。止，美，志，避，视，弭，矣，理，押韵。

　　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让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行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gǒu，黄耇，老人之称)，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谤者，指批评国政的人。《国语·周语》载：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派卫巫监视批评他的人。最后国人忍无可忍，把他放逐出国。

　　是，指示代词，这个。

　　式，法式，榜样。

　　维，通“惟”。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化，教化。

　　於虖，同“呜呼”。

　　四海(天下)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只有君，没有臣(指称职的人臣)。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从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鉴赏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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