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地区的骑兵数量很多，但他们不是依靠量多取胜的，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原自先秦以来在战争中逐渐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合自己的战争理论，无论从战略、战术方面都有集大成的总结。在社会形态进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后，面对新的敌人和作战方式，可以说基本没有不适应的状况，这从秦统一后很快就将匈奴赶出河套可得明证。汉初与匈奴交战中的被动局面其根源在于国力经内战损耗太大，而不是战术、技术上的劣势。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实际上是双方军事力基本平衡、政治上相互妥协的产物。中原自战国以来就逐步形成了诸兵种协同作战为主的作战样式，主要战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积极主动、密切协同。
一、迂回侧击战术
侧击战术在夏、商、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十分广泛的运用，著名的桂陵之战，孙膑即使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在魏军回国途中实施侧翼攻击大败庞涓。在和北方民族的作战中中原军队也多次使用了侧击战术。如战国末年李牧在反击匈奴时就运用了侧击战术。对战时李牧充分利用匈奴的轻敌心理，发挥车、兵、骑诸兵种协同作战威力，以两翼包抄的战法大败匈奴，使得“其後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秦代蒙恬在北击匈奴的战争中也将这一战术运用得十分出色。例如当匈奴主力远在阴山中部之时，蒙恬率30万大军突然侧击其右翼……河南地区的匈奴势力，一举收复河南地。
然后当匈奴主力在头曼单子率领下企阳夺回河南地时，蒙恬又从侧翼发起攻击，攻占了阳山、北假一带。头曼接连失利，不得不率部远徙，撤到阴山以北，蒙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在汉代和北方民族的战争中，一些优秀的将帅更是将这一战术贯彻到了作战的始终，这里就不在多讲了。
二、勇猛突击，善于掌握战斗主动权
无论大小战斗，掌握主动权都是取胜的重要条件。在实战中，尤其是不利情况下，掌握主动权更是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发生在建宁元年春的段颍和先零羌的逢义山之战中，汉军处于“虏兵盛，颍众恐"的不利情况，而段颍所部更是正在执行“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的纵深作战任务。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段颖激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来激起部下的战斗勇气，牢牢掌握主动权，率先发起进攻，“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颍驰骑于傍，突而击之”，最后粉碎了人数占优势的先零羌，战果是“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在延熹八年夏进军击当煎羌的战斗中，段颖在先前战斗失利，被围三日的情况下，不坐以待毙，而是采用隐士樊志张的计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首虏数千人"，反败为胜，靠得也是掌握战斗主动权。
三、远程奔袭、连续作战
远程奔袭、连续作战也是中原军队深入大漠进行作战的一大特点。这一点在霍去病和匈奴的作战中表现尤为突出。元狩二年春天霍去病率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击。
《汉书·霍去病传》记载，漠北之战时霍去病所辖“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在战斗中更是“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于青”，作战纵深和战果也更大。
除了在地势平坦的大漠，在地处丘陵峡谷与以步兵为主的羌人的战斗中这一特点也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汉书·段颖传》记载其在和羌人的作战中，于击溃羌入主力后“急进，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在“士卒饥渴，虏复散走”的情况下仍然“与相连缀，且斗且引”，并“被甲先登，身先士卒”，始终抓住敌人，不让其从容逃脱。最后羌人“弃兵而走”，全军溃散，段颖继续坚持“追之三日三夜"，导致“士皆重茧”。
在延熹三年与烧何羌的作战中，段颖所部更是“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作战纵深不亚于以骑兵为主的前辈。
四、结阵而战，密切协同，发挥整体优势
这个特点是中原军队作战中最突出的特点，无论是在以较小的分队规模实施的突袭、迂回等“奇兵"作战，还是与敌人主力以堂堂之阵正面会战，均贯彻了这一原则。如赵充国在金城要渡河作战时时，怕被敌军所邀击，就“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就是在偷渡成功后立即布成阵型，防止被敌人偷袭。
著名的漠北大战中卫青以车、步、骑合成军排成圆阵并击溃单子主力就更是正面会战，诸兵种密切协同，发挥整体优势取胜的典型战例。由于北方民族多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强且善于使用伏击等战术手段，所以结阵而战就更显得重要。
曹彰北征代郡时：“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当时“军人扰乱，莫知所为”。其幕僚田豫“因地形，回车结圜陈，弓弩持满於内，疑兵塞其隙"，使得对手无机可趁。最后“胡不能进，散去。追击，大破之，遂前平代”，取得胜利。
五、总结
“协同作战”这个概念属于现代军事学的范畴，也是现代战争中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协同作战是中原军队战术上的显著特点，协同可以使得各个兵种共同形成远大于单一兵种的战斗力，也是中原军队取胜的关键之一。
虽然以往论著一贯强调骑兵在秦汉时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原为击败对手也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但是从白登之围到汉武帝时期多次出击匈奴的诸多战例中，可以看出汉朝取得胜利并非因骑兵数量多所致。北方民族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不如汉朝，其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更比不上汉朝。
以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组织编制等制度上的优势才是胜败的根本所在，而这种整体的优势也在具体的战术极其特点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都表明秦汉时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军事问题上较之前有了新的深化和突破，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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