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隶校尉是汉朝至魏晋监督京师(中央)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相当于一个朝代的监察使者。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具有监察中央官吏的责任，又具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责任，兼具监察、领兵、社会管理等任务。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东汉时期，“司隶校尉”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断提高，职能和权利范围也不断扩大，皇帝组织朝会时，也会专门给“司隶校尉”设置坐席。他们不仅能监察朝廷中央的文武百官，而且也能成为各地的一级长官，具有监察地方郡国的权力，兼有察举中央文武百官和所辖领域的违法乱纪之事的权利。“司隶校尉”的权利与威严，被东汉时期整个朝野所观望，在东汉时期，处于举足轻重、首屈一指的地位。
一、司隶校尉在东汉的特殊地位
(一)“司隶校尉”官僚地位具有特殊性，权威巨大，文武百官为之忌惮，在统治政权中枢里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官职总体来说，在东汉时期，“司隶校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纵观整个东汉官场，“司隶校尉”的官职并不大，但是其权利和权威却很大，这种职位之所以地位特殊，也不全是因为权威之大，而是“司隶校尉”往往都是皇帝的心腹，因此，就可以看出“司隶校尉”权威甚重。
司隶校尉，其实，最开始是由汉武帝设置，最初的目的是整治“巫蛊之狱”，但是，很多朝野中的王贵均反对“司隶校尉”的设置。在朝野当中做官，官员私下的关系错综且复杂，存在相当多的不正当的勾当，而“司隶校尉”的设置，也就相当于这他们私下犯的错误，迟早都会被挖出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司隶校尉”监察职能可见一斑。
后来，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演变成为监察朝野中文武百官的常设监察机构，所以，他们的职能不仅是监察上述这些，而且还可以监察中央的百官大臣。
我们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明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并以查处和惩治违法违纪的臣子为目的，而设立了明朝特有的锦衣卫，并且，锦衣卫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随便逮捕任何人，连皇帝的近臣家属都可以逮捕。
同理可见，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就相当于明朝的锦衣卫，“司隶校尉”们可谓是不畏惧权贵人士，监察的战绩结果也是相当不凡，其权威到底多大，不言而喻，也因此朝野中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不忌惮“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即为国家特殊的监察官，不仅监察着中央的文武百官，还监察着三辅、三河及弘农七郡的官员们，历史上江充是首个“司隶校尉”，也是起初查处“巫蛊之案”的领头人物，他的任务就是镇压皇后卫子夫及其太子刘据的叛军，最后直接将皇后卫子夫盘根错节的一脉力量连根拔起。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汉朝皇帝对“司隶校尉”的信任程度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因此导致“司隶校尉”的权势大增，集督察、抓捕、审理甚至处决的权力于一身。
总的来说，在东汉统治中，“司隶校尉”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监察官僚的权力甚广，虽然从所谓的官职地位上来说，并不如郡守等重要官职，但是却在处理国家大事务中具有相对的绝对权威，此种权威是一般的官僚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我们说，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在政治地位上，具有先天性的权威优势。
(二)“司隶校尉”政治角色具有特殊性，政治权力广而多样，并趋于复杂，集各种权利于一身。
东汉时期，“司隶校尉”的职权非常大，朝野地位也相当尊荣，平日的监察任务也非常广泛，工作也比较繁忙，仅靠“司隶校尉”是很难完成庞大的工作量，因此在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就配备了很多下属官员，由他们协助司隶校尉处理公务。
《后汉书》就曾记载：“从事史十二人。本注日：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日：主簿录舍下事，省文书……”这些就记录了“司隶校尉”下属官员的日常和工作。
所谓“从事l2人”，这其中包括都官从事、功曹从事、别驾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等，这些从事都是由“司隶校尉”自行任命的，并且无须向朝廷汇报，地位可谓是相当之高，俸禄虽然比不过某些职高位重的王贵大臣，但是其职权却令很多大臣羡慕不已，“司隶校尉”的职权全面履行，也依靠着这些从事，他们担任着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军事、选举、安保、察举非法行为等重任，集各种权利于司隶校尉一身。
所谓“假佐25人”，这其中主要包括主簿、孝经师、律令师等，他们的地位略低于从事，他们的俸禄相较于从事来说很低，主要就是做事务文书等相对繁忙又杂乱的工作，而且在地方有专门的部门对口和联系，工作分配很细化，人员专业性也比较强，他们的职务可谓是具有双重性，既可以在中央监察文武百官，又可以在地方上监察所属郡国，和相当于刺史，最终慢慢变成地方一级长官。
(三)东汉时期实行“三独坐”机制，就让“司隶校尉”具备了强烈的特殊性。
此“三独坐”机制，就是东汉时期，在上朝时，皇帝会专门给御史、“司隶校尉”、尚书这三个职位，设置特殊的席位让其就坐。从此可以看出，相较于西汉时期，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更加兼具独立性与灵活性，政治地位也在不断地上升。显而易见，东汉皇帝对于以上三个职位是相当看重的，并且，三个职位里争论的焦点必然属于“司隶校尉”。
尚书，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专席而坐无可厚非。御史大夫，拥有最高的监察权力，并且是东汉监察总管，专席而坐也无可厚非。但是，“司隶校尉”既没有拥有绝对地位的行政权力，也没有拥有绝对地位的监察权力，那么，为何东汉时期的统治阶级会将“司隶校尉”置于与尚书、御史大夫同等地位呢，并予以特殊对待?
“司隶校尉”的特殊地位，还体现在“车福”制度上，根据历史记载“车福，棒也，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为金吾。御史大夫、司隶校尉亦得执焉，御史大夫、司隶校尉、县长之类，皆以木为吾焉。
用以夹车，故谓之车辐”，从中可以看出，“司隶校尉”和御史大夫都可以用金吾，“司隶校尉”的“车福”待遇与其它官僚是不同的，更向上靠拢，金吾色在当时，是表示地位非常高的人才可以享用的颜色，由此可以看出，“司隶校尉”的地位非常之高，金吾不仅是一种仪仗，更是一种法器，有点“尚方宝剑”的意思，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罚百官，由此可以体现“司隶校尉”的威严极其高。
“司隶校尉”的特殊地位还体现在不仅能参朝廷的京官，还担任一个地方的一州之长，在汉武帝时期，每州都设有刺史一职务，相当于是监察官，在汉成帝时期，又将刺史改为州牧，这时可以看出地位有明显的提升，并且，有了监察官向地方官转化的倾向。
东汉时期，继承了西汉的原来的旧制，并且恢复了“刺史”的官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东汉的统治者将“司隶校尉”的权利不断扩大，后来“司隶校尉”便成为了司州的长官，并且“司隶校尉”有向皇帝直接汇报工作的权利。
其实，这与东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状况有关，这就要说到东汉皇帝刘秀了。刘秀为东汉开国皇帝，号称“天选之人”，在坐上皇帝宝座之前，刘秀的职位就是“司隶校尉”，因此，刘秀对于“司隶校尉”的认识可谓是非常深刻的，早早就能认识到“司隶校尉”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巩固、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东汉时期开始，皇帝就加强了“司隶校尉”的重视，并将其放在具有高度特殊性的位置。
在东汉时期，从“司隶校尉”的下属机构以及组成部分可以看出，“司隶校尉”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央监察与地方郡县、州刺史的双重身份。
二、司隶校尉在东汉时期带来的影响
(一)“司隶校尉”的设置，进一步加强了东汉中央皇权的统治，对于地方官吏的控制起到了强干弱枝的作用。
自古以来，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往往就包括“监督”与“制衡”两种手段。而“监督”，就是在特定领域，设置独有的监督机构，对其间行使权力的情形，派出专门的人员去进行监察和督促。
因此可以说，“司隶校尉”的设置，就是皇帝对权利进行制约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模式下，权力的制约往往是单向的，即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如果处于监督的一方，往往权利巨大，而如果处于被监督的一方，其权力的行使随时被他们管控，一旦犯错，还要被监督一方所惩治。
从我们先前讨论的可知，“司隶校尉”权威大、职能广。一方面，“司隶校尉”可以监察中央的文武百官，另一方面，“司隶校尉”也可以监察地方官吏。“司隶校尉”的职权范围也相当广泛，囊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甚至连皇帝的后宫都可以监察，从此可见，“司隶校尉”的设置，对于整个中央、乃至地方，所有官员都是很惧怕的。
这使得各领域的官员，乃至皇亲国戚们，在行驶自身权力的时候，都会更加谨慎、小心，所以才说在皇权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二)“司隶校尉”的设置，为整个官僚系统、乃至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总的来说，“司隶校尉”的官僚特殊性和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都是由东汉时期统治阶级特性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司隶校尉”特殊权力的演变，也是因为东汉时期社会发生的实际变化以及统治阶级特殊需求的加强所影响的，几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
在东汉的官宦系统中，相较于普通的官僚，“司隶校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大于普通的文武百官，且并未给官僚之间带来“制衡”，反而仅仅只是“司隶校尉”监察文武百官，其他的官吏仅仅只有被监督和督促的命运。但是，正是因为“司隶校尉”这种特殊的存在，给整个官僚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东汉时期，“司隶校尉”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东汉中央皇权的统治，对于地方官僚的控制起到了强干弱枝的作用，另一方面，为整个官僚系统、乃至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从“司隶校尉”的特殊地位上可以看出，“司隶校尉”在东汉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东汉未来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司隶校尉”从下属人员及其构成部分可以明显看出，具有的双重身份，既在中央弹劾京官，又在地方监察郡县、州，并且逐渐由监察官转化为地方的长官，因此，“司隶校尉”的特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政治权利非常大，可以帮助皇帝快速的集中权利，在东汉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在东汉的各种政治斗争之中，无论哪派当权说话，都千方百计的在“司隶校尉”之中安插自己的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隶校尉”的特殊地位和权威性，并且对于东汉官僚系统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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