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元璋和宦官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朱元璋顾忌宦官专政，为何明代却成为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大毒瘤，得益于皇帝的宠幸，这些人可以肆意把控朝政，为所欲为，为颠覆一个政权或朝代作出了“杰出”贡献。
若论宦官，最先让人想到的是汉朝，东汉桓灵两帝更是将宦官干政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唐代紧接其后，不逊风骚，从唐代宗开始，宦官正式掌权，尤其是其手中控制的神策军，成为了这些宦官安身立命的资本，明代宦官虽不及前者，没有对天子生杀予夺的极权，但明代宦官控制朝政时间之长，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封建社会力拔头筹，汉唐两朝恐怕也只能自叹不如。
明代宦官真正得势源于永乐一朝，直到明思宗“自挂东南枝”吊死煤山，这其中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宦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熙熙攘攘，活跃于明廷之上，前有专权跋扈，培育“大明战神”朱祁镇的王振，后有全国为之专建生祠，权势只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在本身严肃枯槁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荒诞剧，这是封建社会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
大明最终灭亡，宦官功不可没，了解子孙后代如此玩弄朝政的朱元璋，掉不掉眼泪不了解，但其棺材板恐怕是压不住了，要了解，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宦官干政从来都是讳莫如深，尤其是回忆起元末宦官祸乱朝纲，扰乱朝政的事实，更是让其不寒而栗。
朝为田舍郎，暮朝天子堂，草根出生的朱元璋，戎马一生，雄才大略，为子孙后代打下了广阔江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仅是赵匡胤的豪情壮志，更是朱元璋内心的真实想法，其生前，一直都在致力于为江山永固和子孙后代永握大权而铺平道路的事业，除咔嚓掉那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之外，另一件事，就是在想尽办法限制宦官的权力，要从根源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如洪武十年，有一位老太监完全出于好意指出朱元璋手中的公文有所错讹，朱元璋听后龙颜大怒，斥责这位太监干政，最后还是看在其跟随自己几十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饶了其性命，只是让其卷铺盖走人，回家养老去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更是在宫门前立起一块高达四尺的大碑，上面篆刻着“内目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几个大字，宦官见后无不瑟瑟发抖，倍道而驰，这不仅是一块立在宫门前的石碑，更是一块压在宦官心里无形但有力的石头，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另外，朱元璋还规定，但凡宦官者，不得任职文武两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私置产业或与其他官员明来暗去，其官级也不得高于四品，总之，朱元璋在尽一切办法压制宦官，除了要竭尽全力开掘出他们的奴性之外，其他东西，尤其是权力，朱元璋一概吝啬不予。
所以，有朱元璋镇国的明代，宦官权力小得可怜，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只有老老实实当奴才的份儿，没有真正实权的宦官群体，别说对政事指手画脚，就连确保自己性命无虞也需要看皇帝脸色行事，不过话说回来，这才是人们印象中的“健康绿色”的大明帝国。
可是等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之后，一切又开始变得与历史“似曾相识”，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宦官开始得势，皇权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朱棣对宦官不仅放松了警惕，更是将他们当做心腹进行培养，当做控制前朝的一个手段，朱元璋留下的祖训“宦官不得干政”就这样被悄咪咪的改成了“宦官不得擅作主张”。
那么，朱元璋后代为何不能明白其的良苦用心而要做出如此“数典忘祖”的事情出来呢?
在此事上，朱棣开了一个“好头”，但朱棣之所以委任太监并赋予他们大权，不是因为朱棣皇权旁落，而正是因为他想加强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才把宦官们推上了前线。
从封建伦理来看，朱棣皇位来源非法，他不是朱元璋钦定的继承人，他的皇位是通过“靖难之役”，也就是说，是从自己的侄儿朱允文手上夺过来的，所以在封建正统思想仍旧浓厚的明代社会，朱棣的统治地位无法在短时间内立足，他急需要培养一些能够对自己无偿效忠的心腹，来对抗前朝文官的抵触。
其次，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之所以能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一方面是他勾结了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满朝文武百官的动向，另一方面，是靖难军在围攻南京城因短时间内无法拿下而几近功亏一篑时，也是因其和宦官里应外合，才取得了最终胜利，坐上了皇帝宝座。
朱棣害怕因继续推行高压宦官政策，迫使失意的宦官“重蹈覆辙”，背叛自己，为了尽力拉拢这些宦官，朱棣不得不违背祖宗遗训，赋予宦官一定权力，朱棣先后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候显使西域，王安督军营等等，同时，朱棣又在永乐十八年增设东厂，由宦官进行主政，其主要职能是充当特务机构，搜查民间百态，刺探民间隐情，将权力牢牢掌I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宦官在永乐一朝开始迈向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
朱棣驾崩后，其孙明宣宗朱瞻基不仅沿袭了永乐一朝的宦官制度，还在宫廷之内开设内书堂，也就是专门的宦官学校，给宦官们传授文化知识，内书堂的最高主持人被称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其手下的宦官学生最多一次能达到两三百人之众，朱瞻基的“扫盲”之举本来是件好事，毕竟宦官们还能为皇帝分担一些口传圣旨，批阅奏折的繁冗杂事，但他却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对这些闲暇少事又没有青春期困扰的太监们来说，有了文化知识垫底，他们每天就能习得一些尔虞我诈，欺君作奸的特殊保命或夺权技能。
有了前面两位皇帝做铺垫，接下来出场的被称为大明“战神”的明英宗朱祁镇，简直是把太监当做自己的亲爹一样对待，不仅给了太监们参与政事，决策的权力，就连可以颠覆一个朝代的兵权，朱祁镇也是毫不吝啬，授予王振。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首位代表，他之所以这么受明英宗待见，是因为他是明英宗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朱祁镇年幼时，父亲朱瞻基因忙于政事，无暇关照，适逢王振深受朱瞻基青睐，因此在皇太子朱祁镇九岁时，朱瞻基就任王振为东宫局郎，负责服侍朱祁镇。
王振此人擅长伺察人心，鬼点子多，不久就赢得了朱祁镇的信任和敬佩，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后，王振的本性暴露出来，尤其是后期没了“三杨”和张太后的束缚，他便开始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并由此总揽朝政，权倾中外，平日里，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性格倒也是乖张喜怒无常，更过分的是，他还经常以太上宰相或太上皇的身份自居，经常左右朱祁镇的意志，肆意推迟朱祁镇的亲政时间。
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明北疆劲敌蒙古分支瓦剌大军来犯，沿边城堡在瓦剌军的强攻下相继沦陷，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聚集了20万大军，号称50万应敌，王振虽有军权，但无军事指挥才能，不过，在他心里，有了权也就有了战斗力，他居然当朝力排众议，扬言要皇帝亲征，皇帝和群臣应付不过，只能顺从。
第二天，朱祁镇带着文武百官和20多万军士向北部推进，当时正值炎夏，而明军又是匆匆应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在行军路途中，就有部分士兵死亡，这样的大军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果不其然，被王振在去前线，与瓦剌军交战的几个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军心涣散，迫于无可奈何，王振只好下令撤退。
行至土木堡一带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迅速入关避敌，但当时负责运送王振金银的车队尚未抵达，王振下令按兵不动，坚持原地等候，最终全军被瓦拉合围，明军全部阵亡，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一气之下，用手中铁锤将王振锤死，自己则战死战场，而明英宗及文武百官皆被俘虏，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也是明代由盛转衰的一个节点。
朱祁镇死后，继位的明宪宗朱见深不仅没有吸取父亲宠信宦官王振，最终导致兵败土木堡，屈辱求生的教训，反而还是一如既往的，若无其事的将军政大权交给自己的亲信宦官汪直，宪宗在位期间，宦官权力得到全面扩张，汪直不仅掌控者朝廷官员的升迁大权，更是一句话就能随意定性除皇帝之外的朝廷百官的生死。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明代皇帝虽然不是“老鼠”，但自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代皇帝爱玩作死的本性，确实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朱祁镇有王振，那么接下来的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可比王振威风的多，他就是刘瑾。
一朝天子一朝臣，刘谨可是明武宗朱厚照身边最宠信的宦官，同样也是朱厚照从小就玩到大的伙伴，朱厚照此人，花花公子的典型代表，一生不爱江山只爱美人，同时还钟情游玩，是“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最佳代言人，刘瑾正是利用了小皇帝贪玩的本性，通过进献飞禽走兽的方式赢得了皇帝的信任，才一步一步走上了权势熏天的政治舞台，就连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也因得罪刘瑾被廷仗，又后被贬谪至蛮荒之地且途中险些丧命。
有一天，朱厚照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封数落和斥责刘瑾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并将其交给刘谨，刘瑾一气之下，未经朱厚照授权，命朝廷文武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以追责事主，其中有部分官员因经受不住烈日曝晒而昏死过去，其余官员皆被锦衣卫捆入大牢，直到刘瑾查清此事是宦官内部所为，这些大臣才被释放出来。
此后，群臣无有不怕刘瑾者，就连内阁诸阁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人也得在刘瑾面前低声下气，各地方官员进京述职时都需要向刘瑾行贿，少则上千两，多则五千两以上，不行贿或者行贿数额少了都有可能被罢官，当时的刘瑾，几乎把持了朝廷官员升迁的空间，据历史学家考证，刘谨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拥有33万公斤黄金和300多万公斤白银，要了解，后来李自成打进北京之时，明代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0多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后来也被朱厚照以谋反罪之名处死，但整个明代的政治结构，几乎全被刘瑾拆散，明代宦官权力在刘瑾身上也得到了全部扩张，后来出现的“九千岁”魏忠贤，只不过是宦官权力的延伸而已。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戏谑的一幕：朱元璋竭尽全力想堵住宦官的活路，不给宦官专权任何的可能和机会，但恰恰是明代，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宦官权力最顶天的一个朝代，“太监帝国”之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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