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怎么教出了李斯、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在我们印象中，先秦学派中的儒、法针锋相对，前者指责后者刻薄寡恩，后者痛斥前者流于虚伪。但在战国后期，当时的两位法家大咖——理论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实践派的巨擘李斯，竟然都师从儒家大师荀子，这不禁让人大感意外。
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
第一，战国各大流派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我们想象中与“江湖门派”类似、相互之间泾渭分明的派系。所谓的流派只是后世的分类，他们之间互相学习、吸收的情况极为常见，某位大师以一门学派为主、以其他流派为辅的混合模式也屡见不鲜。
儒家一度占据绝对优势。战国初期，“非儒则墨”，儒家的影响力无与伦比，甚至连墨子最初也“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战国前期的吴起精通兵、法、儒，而他的儒学老师，就是孔子的徒弟曾子、卜子夏;推动魏国变法的李悝，也是吴起的同学。
而荀子则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大儒，而且其理论极为浩瀚、丰富。年轻时，他曾游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他充分吸收了来自各派的理论，并且形成了自己依儒家为主、以墨/道为辅的思想特点。
所以李斯、韩非子都曾向荀子学习，也就并不奇怪：这种一个顶仨的多功能老师去哪找?
但纵然如此，荀子作为儒家大师、却偏偏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巅峰级大神，还是显得很怪异。
这就源于本文重点探讨的第二点：荀子的“性恶论”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一思想造成的结果。
在荀子之前，孔、孟两位大师的思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春秋末期，面对礼崩乐坏的困境，孔子认为，想要恢复社会的稳定，必须要重拾周朝的传统宗法制度，君臣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各称其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暴力手段，必须做到以德治国。
而儒家的道德核心就是仁，故而以德治国的中心思想就是施行仁政。统治者要提升自我修养、遵守周礼提倡的行为规范，形成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套政治哲学。
战国前期的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被后世尊为“亚圣”，也就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学宗师。
结合当时越发混乱的现状，孟子结合孔子“性近习远”的思想，推导出了性善论：人的自然属性是善良的，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只要让他们不被横加干涉、获得顺其自然发展的机会，将会水到渠成地走上正道，形成仁、义、礼、智的美好品德。
正是人们的善心，才让实行仁政具备了土壤。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要君主心怀“不忍人之心”，关心百姓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依靠温和的感化就能实现政权的安稳。
荀子活跃于战国后期，也许是在稷下学宫充分接触了各派理论，抑或是被齐湣王被虐杀的惨状、长平之战的残暴战局所震撼，荀子对人性的判断与孟子完全相反：它是恶的。
人们天生就具备各种欲望，即“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几乎涵盖到各个方面;
但在现实中，由于条件所限，绝大部分人的欲望都很难得到满足。若不加干涉，他们自然会为了争夺资源而开展争斗，甚至无恶不作。
因此，人性之恶天生就有，如果不加管束、改造，社会必将面临混乱。
那么人性之恶能否被控制、改进呢?荀子认为人定胜天，只要方法得当，“制天命而用之”，完全可以改变人们恶的天性。
但在具体方法上，荀子则强调内、外两大渠道。
首先，当然是儒家提倡的礼义道德，以此降低人们对物欲的节制，减少争夺与冲突，消磨部分恶的本性。
其次才是荀子与传统儒家的区别。在他看来，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只依靠教化显然存在漏洞，外在强制力量不可或缺。
所以荀子提出，礼义道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建立在刑和法之上。“治之经，礼与刑”，即礼与刑是治国的根本所在。
基于以上理论，荀子对于君主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孔孟看来，所谓的“圣主”，关键要具备仁爱之心;而荀子则提出了更加多元立体的标准，只有至强、至辩、至明的“圣人”，才能担负起治国的职责。也就是说，想要统治好一群“恶人”，君主本身必须足够全能、优秀。
性恶论、圣人为王，结果就是君主专制。这就不难理解，为啥荀子的门下会出现韩非子、李斯这两大登峰造极的法家人物。
但荀子之所以不属于法家，关键在于这一点：
荀子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奖惩刑罚为辅;法家只强调惩罚和利诱，对教化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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