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使用的是哪种货币?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到了唐、宋、元时代的对外贸易，在东亚文化圈用铜钱，中华文化圈以外则主要用银。唐代曾多次禁止铜钱外流，宋代一度因之，但禁而不止，日本、越南、那个啥半岛国以及部分由蒙古人建立的中亚政权也仿效中国制造了自己的铜钱，并用这种铜钱购买中国商品，对此中国政府是欢迎的，因为外国铜钱流入可以增加中国的铜储备。清朝初年浙江、福建地方官曾发现一种“宽永通宝”，因为中国没有“宽永”这个年号，地方官如临大敌，担心是反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幸亏有博学者指出，这是从通商口岸流入的日本钱，才避免了一场骚动。外国铜钱流入渐多，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江浙闽粤许多普通知识分子已能辨认同样的“永乐通宝”，色泽金黄的是日本铸造，偏青的是明朝制钱，也能给各种越南铜钱“色偏赤”的外观概括。
铁钱，交子、会子一类纸币无法使用在国际贸易中，因为铁钱的流通价值依赖官方行政命令，出境则无效，而交子、会子不但有和铁钱一样的问题，而且还有流通期限限制，过期就成为一张废纸。
越南铜钱。新钱的色彩据说是赤红色的
明、清(指鸦片战争前)的情况除沿袭宋、元旧制外，最突出的变化是有“番银”即外国机制银元的介入。“番银”早期主要是西班牙铸造的“佛头洋”(银元上有皇冠或西班牙国徽造型，中国人误以为是佛头)，后来又有墨西哥铸造的“鹰洋”(银元上有一只鹰)，因为银元有固定面值，且各国通用，即便有所磨损也不影响其价值，既不像铜钱不为东亚以外商人所接受，也不像纹银那样要折色、切割、定火耗，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交易货币。
至于传统的物物贸易，主要体现在官方与官方之间以“贡-赐”为名的大宗贸易上，这种贸易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战略物资交换的目的，因此并非如一般商品贸易那样在意具体交易的得失，因此很难在民间贸易中普及，事实上中外民间贸易中物物贸易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到了清中叶“十三行时代”，基本上外国“大班”和中国买办、中国买办和中国商人间，都只认“现洋钱”了。
至于通胀，中国古已有之。
古代中国的货币主要是贵金属(金银)、铜钱和纸币(宋代开始)，除了贵金属外都可能发生通胀。
唐代以前，铜钱都是按重量来标记价值的，比如秦半两、汉五铢，都是重量单位，但官府和民间都习惯窖藏铜钱，并以重量轻的剪边、伪造铜钱或其它代用品来充数，汉武帝曾经用白鹿皮替代铜钱流通，造成中国古代史上有确切记载的第一次通胀，而十六国时期因为各国竞相发行劣质钱，通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唐宋以后，铜钱的价值逐渐和重量脱钩，改为由官府赋予标价，但这样一来政府经常会借此便利发行溢价钱，比如“当十”、“当百”甚至“当千”的铜钱，标明价值是普通铜钱的十倍、百倍、千倍，而实际重量还不到普通铜钱的两倍，这样一来铜钱发行量等于扩充了几十倍甚至上千倍，而购买力自然锐减，恶性通胀就此难以避免。这种因为溢价钱导致的通胀，最早可追溯到王莽时代，而最晚则是晚清咸丰时，因太平天国之役而滥发当千铜钱导致恶性通胀，因当时已有许多外国人在华而被广泛报道。
纸币实际上是用纸制造的溢价钱，如果发行者不加节制，通胀效果会比当千铜钱更甚，南宋末年的交子、元代的会子都因为超过限额增发和“越界”(原本规定有失效时限但后来取消，后续纸币却照样发行，等于发行量增加一倍)而变得宛如废纸，明代甚至一度出现士兵拒绝接受使用“大明宝钞”支付的赏赐，和官员宁可要实物工资也不要“宝钞”的例子。
大明通行宝钞的铜制印版
明代开始，国家征收的赋税(田赋、地丁银、人头税等)不再收铜钱，而改收折色银，这是为了确保官方财政收入的稳定，但也等于把通胀风险转嫁给民间。清道光末年鸦片战争失败外加鸦片流入，清朝白银大量流失导致银价暴涨，银、铜钱比价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的1两兑制钱1000，一路涨到咸丰元年(1851年)的1两兑换制钱1670，而用白银计价的税率依然不变，这不仅造成民众负担大增，激发了太平天国之役，也让中国陷入沉重恶性通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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