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人作弊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古代科举作弊的人多吗?
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乡试揭榜的那天发生了件大事。在看到上榜人士姓名后，扬州的秀才们一片哗然，纷纷聚齐起来上街抗议，更有情绪激动者还跑到了主考官左必蕃的生祠大肆破坏，直接拆了左必蕃的祠堂。此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还传到了康熙的耳朵里。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乡试的中榜举人，整个江南才13人，其中居然有足足5人是扬州盐商之子。这五个人的底细考生们都一清二楚，全是些胸无点墨之辈，写出的文章只能说是狗屁不通。这些纨绔子弟能大批上榜，其中没有猫腻自然是没人相信的。因此考生们一致认为，一定是主考官左必蕃收了巨额贿赂，把录取名额卖给了这些盐商之子。这下秀才们炸锅了，愤怒地跑到考场，把“贡院”二字改成了“賣完”，来讽刺科举的名额就是用来卖的。
眼见事情闹大了，江宁织造曹寅赶紧把此事上奏，听闻科考舞弊已经如此猖狂，康熙大怒，立刻下令彻查此案。事实证明，被拆了祠堂的左必蕃是冤枉的，收礼的是他的副手赵晋。赵晋虽然只是个副考官，收起礼来却毫不手软，光是考生吴泌就孝敬了3000两白银，其他几位家底也不输吴泌，可想而知这次乡试赵晋捞了多少钱。案发后，几名参与舞弊的考官统统被问罪，赵晋则直接在狱中自杀，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考官左必蕃也因“失察”被革职。
在考卷“糊名”、考官看不到考生姓名的情况下，吴泌是怎么串通考官的呢?很简单，靠的是写暗号。他花了5000两白银找人替考，替考者在每张试卷上都写上“其实有”三个字，阅卷的句容县知县王曰俞收了钱，看到暗号就把试卷推荐给考官了。而这样轰动全国的舞弊案只是科举作弊的冰山一角，单写暗号一种方法就能玩出花来，暗号种类多种多样，有“能是之乎”，也有约定一个生僻的开头或结尾用词，更有玄乎的，把“也”字的一勾故意省略，以此让阅卷人注意到。
不过通过特定笔迹串通考官的做法并不是那么管用，因为科举还有“誊录”制度，即交上的考卷由专门的誊录人员再抄写一份，以防阅卷人通过笔迹送人情。然而在金钱攻势下，誊录生也是可以被买通的。有一种叫“蜂采蜜”的作弊方法，就是事先选定一名文采比较好的誊录生，在他进入誊录房之前就把试卷和笔墨藏在誊录房内，等到特定考生卷子交上来后，就把目前所有文章的好词好句全拿来抄成一张完整的试卷，再把该考生试卷烧掉。由于这种集百家之所长而汇成的试卷，就像凝聚了无数花朵精华的蜂蜜一样，因此被叫作“蜂采蜜”。
“蜂采蜜”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收了钱的考官在阅卷时候，把甲的试卷割下来，换到乙的卷面上。仅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年，就查出了18名换卷考生，其中参与密封、誊录、阅卷的考官自然是沆瀣一气，统统被问罪。
然而如此明目张胆寻找代笔、买通考官的难度太大了，需要极雄厚的财力才能做到，更多没那么多钱的考生只能享受差一等的待遇——延长考试时间。别人早上进场考试，当天下午就得交卷，而花钱“继烛”则可以一直写到晚上。比如光绪年间就有次“继烛者竟有十数人之多，迟至戌正三刻始毕”，如此严重的舞弊也让科举制度愈发式微。
即使是“继烛”，也注定不是平民考生能玩得起的，更加广泛而廉价的作弊手段还要数带小抄。在河南洛阳发现过一本作弊小抄，全书仅有6.5厘米长，4.8厘米宽，1.5厘米厚，但这样袖珍的一本书竟然写了30万字，内容为《五经全注》全文。考生们藏小抄的位置和今天大差不差，有的藏在衣服夹层里，有的藏在鞋底夹层，有的塞在食物里带进去。
还有人把小抄写在考试时穿的衣服上，比如烟台莱州市就有人收藏了一件明朝马褂，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平均一个字长1.8毫米，也不了解考生是怎么看得清的。朝廷为了防止挟带小抄也是煞费苦心，除了加大搜查力度外，有一段时间还特意准备一统的衣物，让考生洗浴后换上才能入场，不过这样成本实在太高，没多久就废除了。
还有像现代考试带手机一样的场外求助方法。古代虽然无法用手机传出试题，但可以用飞鸽传书。信鸽可以定点飞行，将试题带出场外，再由工作人员赶紧写出答案送回科场。每年的春闱和秋闱往往是小偷挣外快的好时机，这些梁上君子来去自如，忙忙碌碌地传递消息给考生，虽然风险很大，但报酬也十分丰厚。
可以看出，古代考生为了谋得功名可谓费尽心机，这些人总想通过各种歪门邪道进行作弊，手段之繁杂比起今天的考试也不枉多让。但捷径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清朝一旦查实，考生革去功名，徇私考官则全部死刑。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止作弊军队，毕竟被抓住把柄的几率太小了，相当于一本万利的好事，于是催生了这么多作弊的方法，令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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