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是指的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为“王杨卢骆”。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杨炯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杨炯(约650—约693)，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唐代文学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

　　杨炯自幼聪敏博学，唐显庆四年(659年)应童子举及弟，翌年待制弘文馆，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唐永淳元年(682年)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唐垂拱二年(686年)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唐如意元年(692年)任盈川令，约如意二年(693年)卒于任上。

　　杨炯文学才华出众，善写散文，尤擅诗。现存诗30余首，以五言见长，多边塞征战诗篇，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气势轩昂，风格豪放，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对仗工整，音韵合律，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余篇。杨炯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童佩辑有《杨盈川集》十卷。

　　人物生平

　　幼举神童

　　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

　　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

　　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

　　主要成就

　　诗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杨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也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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