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论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䲡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译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一生都在为使齐国国富民强而努力，诸侯不敢再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去世，五位公子开始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是安宁的。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时所产生，也会有一定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因为管仲，而说是因为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因为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看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很多年了，也该了解他的为人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管仲在。一旦管仲去世，这三人就可以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赏析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苏洵生活在最为繁荣的北宋中期，当时宋仁宗在位，对外和边境国家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对内发展经济，激励文学艺术的传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宋仁宗极力激励发展文学艺术，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贤良之臣在位、若干将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宠，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权以及有关政策而引起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文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当时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们都放言无惮，好发议论，论政、论兵、论史、论道等，成了其时文章的重要内容。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针对国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给予权柄，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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