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诸葛亮和蜀汉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诸葛亮这个军师，是如何治理蜀汉的?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衰败加剧，国家建构的核心支柱———政治整合逐渐坍塌。至东汉末年时，原本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接二连三的起义、叛乱和内战中彻底崩解。
在各大政治军事势力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家逐渐脱颖而出，最终形成魏统中原、汉据巴蜀、吴领江东的三足鼎立之势。
以重建一统国家为目标的魏、蜀、吴三国在展开军事竞争的同时，也开启了在国家建构领域中的不同实践。
与魏、吴相比，诸葛亮治蜀一改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流弊，一方面形成了“宫府一体”的有效政治整合，实现了桓灵以来士人政治的追求。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国家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从而增强了国家力量，一时间塑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理想类型。
一、执政的困境: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
1.诸葛亮治蜀背景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相继早亡，嗣后即位的君主又多幼冲，由此导致大权旁落。
在中央，最高权柄在外戚、宦官之间来回易手，政治斗争变得空前白热化;而在地方，恶政导致干戈四起、烽火连天。
由此，原本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经历了桓灵二帝的昏聩统治，终于在黄巾起义和董卓乱政的打击下演变为全面内战，进而土崩瓦解。
随后，在各大势力之间展开的军事竞争中，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强从逐鹿的群雄中脱颖而出。
建安二十五年，吴大都督吕蒙偷袭荆州，俘杀蜀将关羽。次年先主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不顾蜀汉政权新立、根基不稳之虞，兴兵伐吴，不料在夷陵猇亭之战中大败，国力遭受重创。
章武二年，刘备退至永安，次年病笃，临终之前将国务大事托付给丞相诸葛亮，令其辅佐太子刘禅，又令刘禅以父事之。
当时后主年少，不能亲政，而此时的蜀汉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特别是当先主兵败夷陵的消息传回时，蜀中人心震动。
嘉太守黄元闻知举兵反叛，而牂牁太守朱褒、大姓雍闿、越雋夷王高定等势力也相继叛乱，甫立不久的蜀汉政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因此，在内有叛乱、外有强敌的危险情况下，如何改革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积弊、维护政治整合、完成先主刘备未竟的国家建构事业就成为摆在诸葛亮面前的头等大事。
从永安受托执政算起，到北伐病卒五丈原，诸葛亮单独执掌蜀汉国家大权共计十二载。
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其竭力巩固内政外交，不仅使蜀汉获得了难得的安定环境，而且大大增强了蜀汉的国家力量，使得蜀汉一度凭借一州之力同北方强敌曹魏抗衡，创造了三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2.诸葛亮治蜀措施
蜀汉自立国以来，尽管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正统，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志业，然而重建大一统国家并非能坐享其成。
因此，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诸葛亮面临着重重困境。但他不仅完成了国家建构的任务，而且增强了国家力量。
在横向政治整合层面，诸葛亮以丞相府统领全国政事，建立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制度，通过选贤举能来推动“宫府一体”制度的有效运转。
他改革了东汉中期以来政出多门、政治腐化的积弊，维护了中央精英间的团结和政权的稳定，实现了东汉中期以降士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而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诸葛亮充分发挥了国家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从而完成了国家对社会的整合。
他一方面抑制豪强，怀柔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厚植民生，重视教化，从而提升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增强了国家力量。
二、推动政治整合，确立 “宫府一体”
诸葛亮为何要推动“宫府一体”的制度建设?这就要从西汉中期以降形成的政治现象说起。
自汉安帝以来，君主相继早亡，继位新君又多年幼，大权常在外戚和宦官之间易手，因此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政多出门。这种腐败现象在桓灵二帝期间愈演愈烈。
宦官当政期间，对内朝或者宫中事务多加干涉，甚至是用人选举等方面，一时间国内乌烟瘴气。
当时一些朝中正直官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外戚联手，希望统治者加以遏制。但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东汉的国家权威也由此走向崩解。
虽然作为蜀汉政权的创立者，但刘备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上并没有取得多少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在巴蜀之地建立乃至巩固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仍然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刘备率军出征时，蜀中政务全由诸葛亮处置。刘备殂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强化政治整合，重新建立了“宫府一体”的制度。但如何推动“宫府一体”制度的有效运转，完成政治整合，实现士人的政治追求?
诸葛亮以丞相府总理全国政务，在人才选拔上格外重视从儒家推崇的士人政治的追求予以考察。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诸葛亮举贤不避亲仇，所选拔重用之人皆为“贞良死节之臣”，这就与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腐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选举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西土人士无不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
许多忠良之士虽在刘备创业之时已被挑选任职，但得到重用均是在诸葛亮执政时期。正是如此，诸葛亮领兵在外，朝廷内外相安无事，“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
如果说选拔士人推动“宫府一体”制度有效运转的本意当为实现政治整合，那么诸葛亮对政治整合的维护还可从对彭羕、李严的打击中窥见一斑。
彭羕恃和李严都想要另立权力中心，这为诸葛亮所不能容忍，因而受到了严厉打击。但诸葛亮采取的这些措施并非出自个人对权力的野心与觊觎，而是打击政治分裂、维护政治整合的举措。
诸葛亮创制的“宫府一体”制度完成了刘备未竟的国家建构事业，在一时间内维系了蜀汉内部的政治稳定，在此基础上选用贞良之士，使得君臣和睦，优劣得所。
然而到后主亲政时，其开始任用东宫旧臣，破坏了维系蜀汉立国的“宫府一体”制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蜀汉的覆亡离不开后主亲政后对“诸葛之成规”(“宫府一体”制度)的破坏。
三、国家整合社会，以民为本，教化为先
诸葛亮建立“宫府一体”是为了改革东汉中期以降不同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恶斗的乱象，实现横向层面的政治整合，其目的最终落脚于维护政治稳定，但是这并不能直接推动国家力量的提升。
诸葛亮执政时将国家权力下渗到社会正是推动纵向政治整合的具体表现。
巴蜀地区虽然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但本为“蛮夷”之地，在三代之时与中原政权的联系与后来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秦灭六国，广泛推行郡县之治，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渐向全国伸展开来，巴蜀之地进一步被纳入中央王朝一统的行政管理之下。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政治权威的崩解导致天下大乱，豪强四起，由是地方脱嵌于中央，社会脱嵌于国家。巴蜀地区同样不能置身事外，也陷入军阀豪强专政的状态。
一方面，巴蜀地区因其“民殷国富”，豪强之间弥漫着奢靡腐败之风。另一方面，则是当地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依存豪强，在其盘剥下苦不堪言。
因此，对于作为外来政权的蜀汉而言，如果要在当地立足，就必须对脱嵌的势力重新进行整合，只有重新将国家权力嵌入社会当中，才能在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中重新建立权威。
在汉末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如果要重建政治秩序，必须行法治以立威，再行德治教化人心。
因此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与法正、刘巴、李严和伊籍五人共造《蜀科》，以法治蜀，并且在打击豪强专政的同时以上率下，以身作则。
以“内圣”实现“外王”，将国家的专制性权力重新嵌入社会当中。
然而与法家以威刑震慑民众不同，诸葛亮颇重视教化的作用，其强调“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来赢得人心。
这种以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的德政不仅深入汉地人心，也远迈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由是“刑政达于荒外，道化行乎域中”。
在伸展国家的基础性权力的同时，诸葛亮积极贯彻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他推行屯田制，兴修水利，并且改革汉和帝所立之“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政策，重新将盐铁业从豪强手中收归国有，使得“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同时又以蜀锦作为军事竞争的经济资源，因此即便在“民贫国虚”时，也能成为“决敌之资”，提高了蜀汉的经济韧性。
正是在诸葛亮厚植民本的做法下，巴蜀地区才得以修生养息，经济发展，进而有了和曹魏进行长期相持的资本。即便到了蜀汉末年，其国力仍然可圈可点。
四、总结
诸葛亮治蜀，是在蜀汉开国不久、国力因夷陵兵败遭受重创、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以执政身份完成国家建构、推动国家发展以期实现士人政治理想的实践。
他改革自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积弊，一方面创建“宫府一体”制度，选用“贞良死节之臣”，促进了中央层面的政治整合。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在以法治国、以上率下的同时以民为本、重视教化、安定民心、怀柔边境，进而成功地将社会整合到国家当中。
由此，蜀汉在诸葛亮治下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建构，造就了政治清明、秩序井然的局面，成为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典范。
但后来在短暂的三国归晋、天下重新一统后，昙花一现的西晋帝国又迅速在内战和蛮族入侵中坍塌。
在中原陆沉、南迁的晋室又处于一片风雨飘摇时，国家建构的失败又让士人们对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有了重新认识。而诸葛亮治蜀展现出来的正是东汉中期以来士人所追求的国家一统、政治清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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