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要贬低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

  王安石为什么要贬低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这是很多读者都特别想知道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起看看吧。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一事一记,互不连贯,最简的记载仅一个字,反映了早期编年体体例的缺陷。《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因此,史学史上向有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说。

  《宋史》的记载并非无中生有南宋绍兴进士周麟之在《春秋经解》跋中曾记道:“先君传《春秋》于孙先生,尝言王荆公初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忌之,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云。”周麟之所说的孙先生即孙觉(1028—1090),高邮(今属江苏)人,字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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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与王安石友善,后因反对青苗法被黜。他少学于经学家胡瑗,为胡瑗千余弟子中的佼佼者,著有《春秋经解》。周麟之认为,王安石是妒忌孙觉的书早出,自觉无法超过他,所以才诋毁《春秋》,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使之不能列于学官。后世认为王安石废经斥《春秋》的议论,皆本于此。

  但是,周麟之的说法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王安石若妒忌孙觉,诋毁他所作的《春秋经解》就足够了,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诋毁士大夫奉为经书的《春秋》呢?舍其易而为其难,王安石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者不为之事?其次,《春秋经解》是孙觉的晚年之作,孙比王安石小七八岁,去世又晚于王安石好几年,王安石怎能看到他的晚年作品,又何从妒忌?其三,王、孙二人私交甚好,王安石行新政,将孙觉援以为助;后虽因具体见解不合,但并未反目成仇,王安石谢政归金陵,孙觉前去探望;王安石去世后,孙觉还亲自作诔文祭奠他,这样的交情,怎会有相忌相斥之事?

  清朝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王安石“甚尊信《春秋》,而亦不尽废《传》”。《临川文集》中多处把《春秋》与《诗》《书》并提,并常引述《春秋》大义,安石本人还著有《春秋左氐解》,怎么会贬斥《春秋》呢?至于《春秋》不列于学官,一方面是由于王安石认为:“《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答韩求仁书》)这一原因,连王安石的政敌杨时也是承认的,他在《春秋经解》序中说:“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谓三经异同,无所考证,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

  正因如此,王安石平日遇到有人向他请教学问,都很乐意回答,唯独问及《春秋》与《易》不答,他认为此二经微言大义,奥衍难解,一旦领会错了,必当谬以千里,因而不敢臆说,这正是王安石治学谨严之处。另一方面,王安石认为:“三经所以造士,《舂秋》非所以造士之书也。学者求经,当自近者始,学得《诗》,然后学《书》,然后学《礼》,三者备,《春秋》其通也。”(陆佃《答崔子方书》)既然《春秋》不是学者学经的入门之书,不列于学官也是合情会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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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断烂朝报”之说到底有没有呢?有的,但那是有特定含义的。王安石的学生陆佃、龚原都钻研《春秋》,前者著《春秋后传》,后者有《春秋解》,遇到疑难之处讲不通,他们就自以为是阙文。王安石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曾笑着说:“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意思是批评他们不去刻苦钻研经文的正确涵义,却随意用阙文来自欺欺人。

  这话实是尊经而不是诋经,是褒奖而决非贬斥。宋人林希逸说:“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慮斋续集•学记》)尹焊也叹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同上书引)王应麟、朱彝尊、全祖望等学术大家也都曾有考证,为王安石此“罪”鸣冤叫屈。然而,现代不少学者却仍沿袭旧说,在文章、课堂上一再介绍这一说法。看来,王安石究竟有无贬《春秋》,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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