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福临幼年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亲政后面对全国的抗清高潮，福临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同时注重恢复农业生产，整顿吏治，使国家局势逐渐好转。1661年福临死于养心殿，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清史稿》：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
《清实录》：章皇帝达孝承先，洪仁抚世。以天纵之姿，奋有为之业，扫除寇乱，奠安生民。六师所加，有征无战。莫不望风慑息，竞迓壶浆。即殊方异域、声教未通之地，亦皆受吏请封，凛遵正朔。不数年间，天成地平，区宇宁谧。功高在昔，美冠将来……一事一言、皆二帝三王心法所寄。
历代评价
皇太极：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
梁清标：入主中华，奄有万方，统一天下。
范文程：君明臣良，必交勉释回，始克荷天休，济国事。
朝鲜显宗：好汉语，慕华制。
《郑成功传》：清顺治帝已入关十年，四海大定，莫不奴服。呜呼!我试以比例术求之，清以满洲及中国全部之兵力尽注于闽南之一隅，土地得比例若干，人民得比例若干，谋士猛将得比例若干，兵马舟舰粮食得比例若干;而郑氏果以何主义、何气力乃敢来前数挑战!嗟乎!故宫何处，忍烟灭于荆驼;国魂尚存，誓殉生于铁血。
金绍城：所谓名人者，非因画而得名者也，若者有特殊学问，特殊节操，特殊人品，特殊技能，特殊地位，已为人所推崇，一旦寄意丹青，随意点染，不必求工，而气概自流露纸表。人以其学问、节操、人品、技能、地位等之可钦可敬，而于其画尤视为珍宝矣。如黄向坚、李长蘅、吴梅村、闵贞、戴文节、顺治帝等，其作品均千古不磨者也。
人物争议
出家之谜
顺治帝与和尚结成了很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和尚叫憨璞，福临亲自到这和尚住的地方叫做海会寺，促膝长谈，相得甚欢，就是谈得很融洽。福临回到宫里以后，又把和尚召到宫城西侧的西苑，里头有个万善殿，继续论佛谈法，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木陈忞，福临到了那儿，他跟他说，说：“我呀，总感觉我的前世好像就是佛家的人，说我到你这个寺庙之后，觉得这是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回到宫里。”还有一个大的和尚叫溪森。顺治就跟溪森一块谈话，他自称是这和尚的弟子，和尚当然也捧这位，有一次他跟一个和尚说，这个和尚叫木陈忞，说什么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想效法他们可不可以。顺治想学释迦，释迦牟尼，想学达摩要出家。后来他就找了溪森说我要剃度，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还是要剃度。行森就把他头发给剃了，剃成和尚头了。这不得了，皇太后怎么可以同意呢。这样，就找了行森的师傅，叫玉林琇(通琇)，玉林琇就赶到北京，就让徒弟们架起柴禾来，点上火要把他的弟子溪森烧死。顺治一看这个情况不行，我不剃度了，我不出家了，就救了溪森一命。
一天，顺治和玉林琇两个人对面坐着，谈佛论法，两个人都会意地互相笑了，为什么笑了呢?玉林琇看到一个光头的皇帝，顺治看了一个光头的和尚，两个人会心地笑了。
人物性格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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