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 —1735年10月8日)，清朝第五位君主(1722年—1735年在位)，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帝在位期做了一系列改革。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废除贱籍制度，实行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雍正元年(1723年)出兵青海，次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88-89] 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而且改善秘密立储制度，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 、“朝乾夕惕”。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驾崩，终年58岁。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

　　主要成就

　　文化

　　文化专制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理学思想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

　　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称“圣谕广训”。同时，地方官为便于讲解，便用白话、方言等各色形式对其扩充发挥，加上官方的极力推行，“释谕”和“讲谕”的活动在清代一时风行。

　　推广官话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雍正帝此举收效有限。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禁天主教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发布在全国禁止天主教的命令，并且不承认康熙发给传教士的“印票”。雍正帝还召见了在京传教士，言明政策：“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福建官长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此为我国家之事，朕当负责执行者也。……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西有回人，朕欲阻其内入，毋使捣乱我中国。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推辞，惟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各省传教士50多人，连同5位主教被驱除出境。雍正十年(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传教士也被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只有在钦天监工作的20人留用，但不准传教。

　　社会

　　灾赈制度

　　雍正时期继续完善了清代的灾赈制度。雍正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国力的雄厚为雍正朝的灾赈提供了条件。其中，粥赈成为官方经常采取的散赈措施，并在具体实践中完成了制度建设，确定了粥赈期限及地点。一是按口煮赈，即估算及统计饥民人口，出粮煮粥发赈，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救济饥民。二是初步确定粥赈期限，并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三是根据灾荒及饥民的实际情况增加粥厂及粥粮。四是明确规定粥厂的位置及距离，近城设粥厂，乡村设米厂。

　　雍正时期也实行以工代赈。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山东巡抚陈世倌以省城周围四十八州县卫所去岁遭遇水患，特奏请朝廷于开春之时兴修大清河工程，“令无食小民得力役之资，为糊口之计”，得到允准。 [46]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雍正帝在谕内阁时称：浙江杭嘉湖三府因头年被水，收成歉薄，民食艰困，当此青黄不接之时，着令动用库银4万两，或开浚河道，或修理缄垣。使百姓就近佣工，藉以糊口，这也是一种以工代赈。

　　移民政策

　　明末清初，经过连年的战乱、疫疠，四川地荒丁亡的情况十分突出，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四川的经济恢复，清廷所实行的移民就垦政策也就有异于他省。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议准了三个较为重要的条例：第一，南方各省流入四川者甚多，有的“竟无执照可验”，因此议准：“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意抚绥，毋使失所”。意味着移民入川程序走向规范化。第二，也是由于入川穷民的增多，川陕总督岳钟琪要求“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帝令拨银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同时要求四川地方官清查新入川的流民，以免“良奸莫辨”。 表明雍正帝在移民增多的情势下对清理户籍以及地方安宁的重视。第三，为了解决土、客之间，以及移民之间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争讼”，户部奏准：“于各部司官内拣选四人，命往川省，又于候补、候选州县内拣选十六人，令其带往，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将丈量事宜，秉公妥酌，分委带往人员逐处清厘”。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的招民政策发生了变化。自雍正七年为始，停其造册咨查。行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入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 这说明，在四川移民日多、荒地日少的情况下，对移民的入川，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限制。这一转变了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被延续下来。

　　豁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帝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民户。

　　社会控制

　　雍正帝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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