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了解：汉朝盛世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汉朝盛世有商人的功劳，为何汉武帝时期，是商人的噩梦?
自从秦朝以来，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得到普遍执行，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会借助各种手段对商人进行剥削与压制。
但是，做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王朝并不能完全排斥商业活动。
就总体来说，商业在中国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状态之中，而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并非始终如一的得到严厉执行。
秦朝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时间，十五年的时间放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之中只是短短一瞬，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窥见一项政策的运动变化。
一般而言，在关注中国古代某一项具有持续性的政策的时候，人们都是从汉朝开始看起。
那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大发展的汉朝，他又是怎么来贯彻这一政策的呢?商人在汉朝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呢?
两千人封建社会，为啥都跟商人过不去?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即位称帝，建立了大汉王朝。
而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沿袭了秦朝以来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厉行压抑，刘邦曾规定：“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刘邦是反秦义军的一位首领，在推翻秦朝之后却将秦朝的政策奉为圭臬，将其一一继承，这说明秦朝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是适合古代社会的实际的。
重农抑商政策最早是在战国时期，由著名的变法家商鞅为秦国制定，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那我们在这里就要打一个问号了，一般来说商业活动才是来钱最快的社会行业，秦国想要富国强兵，不去发展商业，却要打击商业，这一操作着实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而作为农业社会的统治机器，封建官府对财富的需求高度依赖于农业生产，向农民收取田税是官府获取财富最主要的手段。
尽管商业活动创造财富的效率更高，但商业活动所产生的财富主要受益人还是商人，财富不为国有而为民有，这是与封建官府“富国”的目的相违背的。
并且，一旦商业活动不受限制，商业以其“利”的属性势必会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司马迁曾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生来就有趋利的属性，一旦商业活动不受限制，其势必吸引大量的劳动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加入“殖产兴业”的大军之中。
而这对封建官府来说是最不利的局面，农业人口的流失不但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萎缩，更会造成国家无法获取足够的人力用以满足军事和建设的需求。
封建官府之所以实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打击商业活动，就是为了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之上，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财富，以维持封建王朝的运转，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
如果放在战国的大背景之下，秦国想要从战国群雄争霸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就要有足够的士兵和劳动力，有足够的粮食，这样才能持续的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为此必须最大限度的将人民限制在土地之上，尽可能的让他们劳动繁衍，而不是在各国各地到处流动。
此外，如果商人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政治威胁。
所谓“富可敌国”，私人如果拥有足够的财力，再和地方势力相勾结，这让皇帝还怎么睡安稳觉?为此，封建政府必须对商人采取抑制的措施。
但这并不意味封建王朝不需要商业经济，封建王朝所需的一些物资是农业无法大规模生产的。秦始皇就曾非常看重两个商人，一个是乌氏夥，一个是寡妇清。
他们一个为秦始皇提供大量的牲畜，一个为秦始皇提供丹砂等矿产，秦始皇对他们十分看重，一个获得了秦朝的封爵，一个被秦始皇封为“节妇”，并为她筑台纪念。
汉朝在汉高祖之后，吕后当政，汉朝也一度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史记》记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
西汉初年，国家百废待兴，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刺激经济发展，而是一味的奉行刻板的政策，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况且，商业活动也能为国家提供税赋收入，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因此，在西汉初年，国家对商人总体上还是扶植的态度，减少了对商人的限制，但也没有脱离重农抑商政策的框架。
大汉盛世，有商人一半的功劳
在汉朝放松对商业的禁锢这一背景下，汉朝的商业经济获得了大发展。汉代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市”中进行，也就是说商业活动有固定的场所。
在汉代长安城之中，最早设立了东西两个市，后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九个。
汉代的市是一个二百六十步长的方形院落，而市与市之间的间距为四里，每一个市都筑有围墙，在围墙的每一面都会设立一个大门，供人们进出。
在每一个市门处都会设立门监，负责日常管理。市与门监在汉朝之前就已经存在，最早的时候门监手里拿着的是刻着尺寸的皮鞭，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触犯法令的人。
每天清晨的时候，市门打开，人们可以进入市中进行交易，到了傍晚，市门就会关闭。在市中，有根据商品种类而排列的商肆，也叫“列肆”，这里市专供商品售卖的地方。
之所以为什么要按种类整齐排列，主要是为了官府收税和管理的方便。
在市的四个角落，会设置有邸店，也就是仓库，专门用来存放货物。
在市中，会有呈十字或井字形的道路，被称为“隧”。长安东西两市建设时间长，规模大，因而有交叉分布的四条道路，呈井字形，其余市则只有两条道路，呈十字形。
在市的中央，还会有市楼，市楼上会设置吏员用来“俯察百隧”，监管市场。
同时，市楼之上还会设置鼓和旗，每天开市和闭市都由吏员在市楼上擂鼓或摇旗指挥。
除了城市里的正规交易场所之外，汉代也存在民间的小集市，这在后来发展成为“草市”。
民间的小集市也是汉代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城市中的市不同之处在于监管并不是很严格，且只是定期进行。
而在汉代的边疆以及大军之中，也有专门的“军市”，可以满足屯戍在外的士兵以及军营里的将士日常所需。
而在这些市场之中，所交易的商品种类也还是比较丰富的，诸如盐、油、醋、酒等日常用品，皮革、药材、织物等生活用品以及各种生产工具，都是应有尽有。
这些产品，一部分来自农民的在农闲时间生产的农副产品，一部分就是商人在手工业作坊中专门生产的手工业产品。
私人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在当时非常兴盛，手工业种类齐全，生产规模十分宏大。
在这样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催生出不少的商业大亨，他们涉足的领域包括长途贩运、盐铁冶炼、囤积、农林畜牧、金融信贷等众多的行业。
临邛卓氏、山东程氏、宛城孔氏，都是西汉著名的冶铁商人。宣曲任氏以贩粮起家、无盐氏以信贷起家、桥姚以畜牧业起家、师史以贩运起家，都成为当时著名的累世富豪。
司马迁描述当时商业繁荣的盛况之时曾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 莫不得其所欲。”
汉武盛世，竟是商人的噩梦
汉朝商业经济的繁荣，在文景之世达到一个历史高度，但之后的汉武帝一朝，商人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汉武帝一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众多的豪强大家。
我们之前说，封建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是有本质矛盾的，皇帝不能容忍商人与国家争夺劳动人口，也不能容忍商人掌握过多的社会财富。
汉初之所以实行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社会经济已经十分繁荣，汉朝国力已经十分强大。此时，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矛盾迅速突出。
但国家也不能明目张胆的侵夺商人的财富，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汉武帝以“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为由，在汉朝推行禁榷制度。
所谓禁榷制度就是由官府对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垄断专卖，我们所熟知的盐铁官营就是禁榷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武帝之所以要实行这一制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敛财，为汉武帝的北平匈奴事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同时，也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将最有利可图的社会行业收归国有，从而使那些赖此为生的商人无利可图。
如果说禁榷制度是汉武帝给商人的当头棒喝的话，那接下来的“算缗”与“告缗”制度才是商人真正的噩梦。
算缗制度早在汉朝初年，汉高祖当政时期就已经在实行，在汉惠帝以后被废弃。
而在汉武帝时代，在张汤、桑弘羊等人的推动之下，汉武帝重新恢复了算缗制度。
所谓算缗制度就是由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个税种，汉高祖曾说要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即为此意。
算缗制度要求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要向国家申报自己的交易额，然后进行征税。
商人按两千钱征一算的标准进行征收，一算是一百二十钱;而手工业者是四千钱征一算，比商人少一半。
车和船也是要征税的，平民的车每一辆征收一算，商人征两算，船五丈以上征一算。
如果说有人对官府隐瞒或者少报财产，其家产会被没收，并被罚戍边一年。
官府是鼓励民众进行告发的，一旦告发属实，官府会把被举报人家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奖给举报人，这一制度叫做“告缗”。
在告缗制度刺激下，汉朝告发之风盛行，大量富豪被抄家，财产充公，家人沦为奴婢。
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政策赋予了工商业者以致命的打击，在加上汉武帝推行的其他打击商人的经济政策，使得汉代的商业经济迅速衰退，完全不复文景之治的盛况。
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农业是国家之本，是封建政权赖以维持地位的根本。
商业活动在封建社会的地位仅被视做社会经济的一种补充，其不能挑战农业的主体地位，这是封建王朝对商业的定位。
在汉朝，由于汉朝前期的贫弱，国家不得已放开了对商业经济的限制。但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注定是暂时的，由于社会形势的缓和，汉朝注定是要重新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的。
汉武帝对商业经济的态度十分强硬，其大肆掠夺商人，抢占商业利益，以此充实国库并打击商人。
汉武帝的做法为后世封建王朝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使得工商业者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官府所侵夺，而这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资料：
《汉代商业的繁荣》
《秦末汉初的商业经营》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成因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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