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史家都认为，曹丕接受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是向士族妥协，而士族则以支持曹丕篡汉为汇报，而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不断推行，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其实，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浮华案则昭示着皇权与士族的冲突依然存在。
浮华案的始末
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随着功勋元老的逐渐凋零，权贵子弟也就是所谓的“官二代”、“官三代”往往会继承父祖辈的政治影响力，早早的就开始出仕做官，参与朝政。翻开史书，魏蜀吴三国无不是如此，这些子弟都是顶级的贵胄或者士族豪门出身，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不平凡的一生。
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间(227年-232年)，一些刚刚步入仕途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品评人物、清谈名理，风靡于上流社会的青年知识群体中。他们模仿东汉末年士人清流派作风，互相品评，起了很多名号。
比如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四人被称为“四聪”，诸葛诞、毕轨等人为“八达”，刘熙、孙密、卫烈被称为“三豫”。从史书中查阅，能够基本确定的浮华名士有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夏侯玄、诸葛诞、司马师、刘熙、孙密、卫烈等人。
这份名单都是权贵子弟、士族豪门。何晏是曹操养子，丁谧是丁斐(曹操起兵时老乡)之子，夏侯玄是夏侯尚之子，司马师是司马懿之子，诸葛诞是诸葛亮族弟(琅琊诸葛氏)，刘熙是中书令刘放之子，孙密是中书监孙资之子，卫烈是司空卫臻之子。
太和六年(232年)，曹魏司徒董昭上疏魏明帝：“当今国中少年英才不把孝悌和清廉的修养当作首务，竟然把追逐权势、唯利是图当作第一位的事情。他们群相纠结，合成团体，互相吹捧赞赏，以毁谤和贬低来惩罚和羞辱，以袒护赞誉为封爵赏赐，谁依附他们，他们就对谁赞叹不已，谁不依附他们，就成了缺点和罪过。”
魏明帝对董昭的建议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下诏要求严办“浮华”案，“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于是所谓的浮华名士们，在曹叡在位期间，基本处于被“禁锢”的状态，虽然人身由于其家世背景没有受到什么危害，但参与朝政基本不可能。
上承党锢之祸
浮华案其实是一件很容易被忽视的政治事件，因为首先这次事件范围较窄，只有十五人，有的连名字也不能确定;其次，这些人虽然受到短暂的禁锢，但曹叡去世后，这些人很快重新得到启用，纷纷投入到司马懿与曹爽的权力之争中。
其实，浮华案是对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承继。东汉后期，“主荒政谬”，选举混浊，士大夫竞相弃章句而趋时务，浸然成风。这种风气自积极的意义言之，乃是激浊扬清，匡扶衰弊。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士大夫交游结党，其流弊所及，则为俗士之利益结合。
所以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期间，在宦官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几次党锢之祸给了当时士族官僚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党锢可不是浮华案那么简单，党锢一次动辄牵连几百上千人，而且追捕击杀也是正常，而且党锢祸连宗族，名单上的士人的宗族子弟全部失去做官的资格。
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派皇甫嵩等人平叛，皇甫嵩第一时间向汉灵帝建议解除党锢，让各地士族出来一起镇压起义。士族由此参与到汉末三国的大乱局当中，袁绍作为最大的士族代表，曾经尝试过一统天下可是失败了。曹操、刘备、孙权建立了三方政权，但他们和各自内部士族阶级的斗争，一直从未停歇。浮华案，也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
下启魏晋玄学
魏明帝以后的时代，浮华问题不再显现为政治事件，但它却以一种变异的形态，更为普遍地存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官僚政治的运行。新的浮华倾向是受玄学思潮主导的，士大夫们不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而是热衷于清谈玄理，崇尚精神自由和行为放达。
在人物品评鉴定方面，品德、才能等文官素质不再是谈论的中心话题，转而注重言谈、举止、趣味、习尚等个性魅力;在处世态度上，“身在廊庙，心在山林”的人生哲学受到推崇，士族贵族享受高官厚禄而不必过问世事。比如夏侯玄、何晏就被认为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
其实这是一部分士族饱受摧残之后无奈的选择。曹叡死后，司马懿和曹爽进行了权力争斗，最终本身就是士族的司马家成功取代了曹魏。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士族选择了司马家，但司马家知道自己是怎么夺取的天下，他们希望其他士族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惦记至高无上的权力。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既是皇权一官僚政治的主要承担者，又是社会秩序的支配力量，还是思想文化潮流的主导者。由于“士之群体自觉意识”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所以经历了从东汉的清流，曹魏的浮华，两晋的玄学这样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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