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诸葛亮死后，蜀汉为什么没有立刻亡于强魏之下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一般人心中，诸葛亮之死便是蜀汉亡的开端。国家大权旁落的刘禅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容忍终于得到了自己本该拥有的权力。可是历来在朝政上都是实习生的他是否有能力在没有诸葛亮的情况下统治自己的国家呢?是否诸葛亮死后不久，蜀汉就亡在了强魏之下呢?
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即废除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这样子相互交叉的分权方式不可谓不高明，让任何一方想擅自专权的可能性给降低到了最低。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收回了统治大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在这19年之间，蜀汉休养生息，政权内部没有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政权稳固，百姓安定。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史书基本没有记载，但诚如孟德斯鸠所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历史是不详细记载没有重大变化的事情的，而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却往往与杀戮、民不聊生联系在一块儿的。阿斗辖下的人民是有福的。
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若是诸葛亮在世，碰到这种有利时机，他肯定不会放过，定然将迫不及待地兴兵大举北伐。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刘禅在诏书中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
刘禅不仅处理政务得当，而且善于从小事上防大患，且处事待人颇有人情味儿。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便引起刘琰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于是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宫廷朝贺的礼节。
姜维与宦官黄皓有隙，让后主杀了黄皓，以免小人在侧，为祸朝纲。后主并没有诿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也不过是听人使唤罢了。”这里提到黄皓，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其评价极差，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晋书·孝友李密传》：“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一语，与三国志后主传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主”如出一辙，都说刘禅任用黄皓这个宦官是亡国之由。但是众所周知，蜀汉之所以亡是因为小国寡民，实力不强，不是一个宦官能够决定的。
据说陈寿与黄皓有仇，但是在《三国志》中的黄皓也并非一个魏忠贤式的十恶不赦之徒，刘禅给他的官位最高也只是达到奉车都尉而已。而且据《华阳国志》，是在景耀元年才得到的。蜀汉的官职及其权限，大多承袭东汉。据《后汉书·百官志》奉车都尉条：“奉车都尉，比二千石。”该志的注曰：“无员。掌御乘舆车。”秩比二千石，因为是皇帝的近臣，位望不低，但职权却相当有限，不过掌管皇帝的车马仪仗。如此小的职权即便是弄权也有限，蜀国更不可能是因他一个小小管车马仪仗的宦官所败。陈寿将黄皓这人的重要性拔高了一些，又因陈寿曾与黄皓有仇，难怪有史家猜测陈寿挟怨作史，是非曲折自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不管是陈寿还是范晔都没有说后主昏庸无能白痴，而且范晔还说他可与齐桓公相比。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范晔将阿斗与他相比，可见对阿斗是推崇备至。
蜀汉延熙十二年(249)，曹魏右将军夏侯渊之子夏侯霸惧怕司马氏诛杀，叛逃到蜀国。他是曹操的连襟，但从妹嫁给张飞为妻，生下一女，后来成为了刘禅的皇后，所以和刘禅也是亲戚。但是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又是为黄忠所杀，与蜀国可谓有仇。刘禅亲自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不是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又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短短两句话就将夏侯霸的心拉到自己这边，免除了夏侯霸因父仇而生的间隙之心，这和当初刘备摔阿斗收买赵云的心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在是高明。
诸葛亮死后，杨仪派费袆去揣摩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虽然去世，还有我在。相府自己的官属就可以将遗体送回归葬。我会在这统领各路军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废弃了天下大事!”杨仪不听，非要带领兵马离开，魏延大怒，抢在杨仪之前率部自行南归，将经过的栈道全部烧毁，阻止杨仪回成都，并派人向刘禅上奏章说：“杨仪自总兵权，率众造反，劫丞相灵柩，欲引敌人入境。臣先烧断栈道，以兵守御，然后讨之。”后主听完魏表奏，马上提出疑问道：“魏延是一名勇将，凭他的力量完全可以抵抗杨仪那些人，又为何要烧绝栈道呢?”当时聪明清醒，并不为其糊弄。而后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说：“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确如有人说“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众所周知，历代皇帝对乱臣贼子都是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所以叛乱一旦被平反，叛臣不仅自己死得惨，其九族还要被诛连。但是后主竟然能够念魏延前功“赐棺椁葬之”，可见其肚量之大非常人所及。而与他同时的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即便是善于纳谏、坚明决断的晋武帝，一统天下后，也“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两人之所作所为与后主刘禅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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