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学者戴震为什么会科举不顺?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后来变成大龄青年，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但是以后六次入京会试均不第，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曾为汾阳人王辑五做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当在此时。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
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书清稿，据段玉裁记，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据戴书删削，易名《畿辅安澜志》，冒名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馆尚残存《直隶河渠书》的抄稿若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五十岁时，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继续在金华讲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以纪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荐戴震，特召入京为四库馆纂修官。五十三岁，戴震第六次会试又不第。由于其声望，奉乾隆帝命，与录取的贡士一同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仍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四库馆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绩，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代张淳的《仪礼识误》三卷，把宋代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厘订为三十卷。张淳的书，朱熹曾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大部世无传本而散见《永乐大典》各韵部，经戴震辑出列入四库全书，各加案语，写成提要。
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郦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乾隆亲撰御诗褒扬说：“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利用藏书条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全力以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二十七日殁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年五十五，可说是以身殉职。他的弟子段玉裁言“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
纪昀有诗怀念：“披肝露胆两不疑，情话分明忆旧时。”洪榜为戴震写行状称：“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卢文弨为《戴氏遗书》作序，称：“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顾炎武)、阎百诗(阎若璩)、万季野(万斯同)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王昶后来为戴震作墓志铭，钱大昕后作《戴先生震传》详细记录了戴一生行谊及学术成就。
戴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此皆其弟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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