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一直广为后世士人所推崇。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魏晋风度”犹如翩翩少年，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毕生的风流韵事，清新淡雅的历史画卷构建了魏晋人思想自由、不拘言行、独具风采的风貌。

　　它表现为古代有识之士们的思想逐渐转变，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既有的儒家思想的束缚，拓展了心灵深处的自由空间。

　　而且“魏晋风度”并非仅为士人们精神的一种彰显，同时亦为当时的主要潮流，涉及大量内容，包括政治、哲学、文艺以及社会风俗等。

　　一：“魏晋风度”的内涵及特点

　　“魏晋风度”从根本上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并非仅代表魏晋时期名士的风度，而且同时还潜藏了魏晋风流之意。

　　“风度”在魏晋时期是用来评论人物的一种词汇，即当时士族概念形态的一种人格的体现，亦为魏晋时期的审美倾向。

　　从魏晋时期的一些典型的名士可以看出，处于此阶段的名士们具有“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潇洒桀骜，为后人所膜拜。

　　“魏晋风度”体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状态，在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内涵无法通过一两句话概括。

　　宏观的“魏晋风度”涵盖了整个魏晋阶段文人的精神风貌、文化底蕴与对待人生的态度。

　　此阶段文人所特有的率真脱俗、怡然洒脱的生活态度与放纵桀骜、傲视礼法的言行风范，体现了处于此历史背景下的名士们的一种奔放无束的生活状态。

　　具象的“魏晋风度”，即为魏晋文学所彰显的个性。

　　以语词的叙事性作为基点，以“风度”阐释魏晋阶段文学特性缺乏严谨性。

　　由于差异化的主体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审美各不相同，相应的政治背景也为文学奠定了不同的主题。

　　缘何一直沿用这一说法来充当这一阶段文学的代名词，并非只是因为此历史阶段正处于魏晋时期。

　　而是由于此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身为有识之士，其内在的忧患观念在各朝代交替中均有体现，内在的危机也一直存在着。

　　只是由于各历史时期主流哲学存在差异，主体的生命观念存在变化，因此造成此类危机感。

　　魏晋阶段正是此类意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时期。

　　因此文人的危机意识在政治的作用下持续深入，进而生成自觉的生命意识。

　　以文学作为基点，此类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个体化的创作风格、多元化的审美特性以及层次化的文学结构等。

　　换言之，“魏晋风度”即为“对个人价值的全面审视及对挣脱传统道德束缚的人性的认可”在各意识形态中的内在体现。

　　“魏晋风度”第一次“刻意”地把人性升华到超名教的高度，进而作为挣脱传统道德的一个风向标、打破封建礼教的枷锁。

　　“魏晋风度”表象的特点为豁达、率真、洒脱。通过言行与诗文，赋予自己的人生以艺术的色彩。

　　此类艺术浑然天成，是文人思想及心理的自然表露。

　　正是因为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使魏晋名士在对人生慨叹之余，还带有无尽的哀伤。

　　名士们不论是融入时代环境、保全自己，还是寻求山水、慰藉灵魂，都因为对人生的惶恐而使情感实际上处于纠结的状态。

　　虽然名士们看似狂傲不羁、蔑视礼法、洒脱怡然，但内心却始终执着人生、十分苦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魏晋风度”的内在概念。

　　二：“魏晋风度”的社会根源

　　魏晋在我国历史中属于变化阶段，其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均历经转折。

　　魏晋阶段，由于社会持续动荡，人们的社会心理即为思治。

　　乱世思治而不得致使魏晋名士侧重于对自然与生命的探究，这些名士想找出生命哲学最准确的真谛，挖掘人生根本的意义，最后是人的觉醒的必然产物。

　　魏晋人的觉醒，在青年学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拘无束的思想及自由辩论的风气为青年学者启迪了智慧。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出现在东汉建安年间，迄于隋，其过程超过400年。

　　此阶段的特性体现于：

　　(1)长时间分裂

　　(2)政权变换迅速

　　(3)社会乱局频发

　　在此历史时期，并立政权间相互制衡，王朝的更替主要通过战争来实现。

　　就算是不发动战争，上层统治集团间的争权夺利也是杀机四伏。

　　此时代士人的政治心态呈现悲剧色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即为天下大乱的开端，在之后的几百年中，豪强士族拥兵割据，王室贵族战乱频发，北方胡人乘势入侵中原，政权交替频仍。

　　先有三国鼎立，继起西晋统一，但只持续了五十年就又陷入了离乱。

　　在北方先出现十六国割据的局面，后又出现北魏、东魏、西魏、北齐以及北周的交替。

　　在南方，也出现了东晋、宋、齐、梁、陈政权的频繁变换。

　　整个魏晋时期，豪强士族势力呈现庄园化特点，经济上富可敌国，“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同时拥占兼宗法、军事以及生产 性的私人武装，具有参与政权、影响政权甚至夺取政 权的资本，同时朝廷不得不想方设法联合豪强士族。

　　于是，出身变成了参政的第一要素。

　　此类通过门阀士族参政的模式，导致了政治贵族化发展趋势。

　　虽然社会不稳定，不过在文学方面却才俊辈出、文采卓越，一些作品抒发了蓬勃向上的精神，但是同时也体现了世态的悲凉。

　　此阶段的文人思想爽直、语言随性，思想试图从经学束缚中挣脱，且得到乐府民歌的滋养，世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不过“建安风骨”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新的时代背景影响，进而变成了一种缺乏刚性、柔性有余的独特风韵。

　　三：魏晋士人的人物品藻和意蕴情调

　　“魏晋风度”的内涵与魏晋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了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人物品藻、思想以及精神。

　　而通过 “风神”“气韵”“韵味”“韵致”在内的相关词语去强调“精神”，亦为从魏晋伊始古典美学的核心命题，印证着我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转折：

　　艺术创造从对哲学、伦理的理解转变为对艺术自身的理解，从理性分析中挣脱出来，进而渗透至艺术的精神领域。

　　我们所提及的转变，即为魏晋名士个体生命的存在，在认知达到一定高度后，又会衍生出新的审美意识及评判。

　　此时期文人特有的潇洒清远的精神风貌，奠定了“魏晋风度”的精神根源。

　　但是，此时期对于“精神”的表述，还没有达到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审美，而是用于当时人物的精神，即人的精神面貌与社会文化性质的审美取向。

　　“精神”本身则表征为生命与面貌，即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一种抽象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刻意导引出另一条平行的观念。

　　也就是把人的精神带入更高境界，人的生命与主体力量刻意发挥至极致，进而衍生出多元化的结果，此为“神”的基本概念。

　　在此概念中“神”即为人本身。

　　人们提高“神”的心态是依附于对大自然存在的膜拜，在此基础上拓展出对人自身创造的膜拜，将一些创造出来但凌驾于人工力量的 创作境界称为“神”。

　　同时以此为视角，判离出人自身具有的一些基本状态：平常状态与“精神”状态。

　　因此，“精神”就变成人的一种意识活动，进而升华为对人的生命潜能、生命价值，甚至生命存在的一种认可，拓展出一种凌驾于“形”而予以思考的生命哲学。

　　这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较为常见。

　　不过，人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精神力量所能产生的意识，并非可以生成审美。

　　魏晋时期，很多名士都对个体生命及精神有一定的追求，这也是精神上的活跃，但是在形态与基本性质上有别于先秦。

　　其思想精神的侧重点已不同于以往，生命哲学的观念已逐渐得到重视，生命的意义更倾向于以人为本。

　　因此，侧重于个体的生命内涵、个体的精神意蕴，是这两者的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外在形态表现。

　　超凡脱俗、俊逸洒脱。这其中并不缺少思考的力度与纵深，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备政治与伦理上对于社会及现实的抨击。

　　不过在其内涵与基本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对人生命自身且凌驾于功利的欣赏，是对美的感受与体会。

　　很多人都认为“魏晋风度”即为真正的名士风貌。

　　古有云：“真名士自风流”，正是因为这些文人名士的清峻通脱，体现出“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韵，才为后世所敬仰。

　　“魏晋风度”即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彰显，同时生成了特定环境下的审美理想。

　　文人雅士们热爱自然、超然物外，真挚任诞而风流孤傲。

　　但是，“魏晋风度”缘何在历代遭贬?

　　追根溯源，是因为名士们纵酒过度，半醒半醉所致;同时由于名士狂傲不羁，有悖常理。

　　相传刘伶，酒后无束，多次抬棺狂饮，同时一丝不挂瘫于房中，很多人对其嗤之以鼻，但刘伶却反唇相讥：“天地为被褥，屋房为袄裤，为何汝等意欲钻入吾裆中?”

　　很多名士为得长生炼丹服药，穿衣以宽大为主，长时间不洗，因此多虱，所以“扪虱而谈”，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为高雅之举。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基点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实质上奠定了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格。

　　但是，“魏晋风度”所影响的这些，也存在实质的弊端。

　　一些人为了追求时尚，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刻意效仿名士的放达。

　　其实当代年轻人对人生的热爱、自我的发现及认可，和东汉末“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缘承一脉。

　　当代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俊逸及个性上，又与“魏晋风度”的美学观念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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