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屡遭禁毁的《连城璧》写的是什么故事?其实此书主要描写市井人情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在劝善惩恶，有较强的市民情感人倾向。语言、情节和人物都有声有色，在描写男女爱情上尤为细微宛转，颇具传奇神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都是他自兰溪移家杭州后数年间作成幷刊行的。最先刊行是《无声戏小说》，12篇，继而刊行了《无声戏二集》，6篇。顺治十七年(1660)工部侍郎张缙彦被劾，罪状之一为曾“编刊”(实为资助)《无声戏二集》，内有粉饰过去迎降李自成的话，结果张被流放。后李渔将二书重新编排，抽换了关于张缙彦的一篇，易名为《连城璧》，分内外两集，共18篇。《十二楼》包括12篇小说，每篇都写及一楼，幷以楼名标题，故名。卷首有杜浚序，初刊本序末署“顺治戊戌中秋日钟离浚水题。”
李渔作小说亦如作戏曲，自行刻售，是作为一种谋生之道。他将先出的小说集题名“无声戏”，意即不演唱的戏曲，表明在其小说观念中与戏曲一样重视故事情节的新奇有趣，也意味着他作小说要赢得读者的欢喜。所以，他摆脱了改编、因袭的作法，有自觉的创造意识，锐意求新。
他的两部小说集共计30个短篇，大都是就个人的经验见闻，运用想象自行结撰的。后来，他曾颇为自负地宣称：“若稗官野史，则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拈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
李渔的小说不是摹写社会人生的实况，他所营造的小说世界，大都是与现实世界似是而非，所显示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他别出心裁的经验之论和游戏人生的意趣。
在《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里，费隐公有二十多房妻妾，“正妻不倡酸风，众姬妾莫知醋味”，一些不堪妻妾扰闹的男子纷纷前来讨教，他以“妒总管”自居，登坛说法，广授“弭酸止醋之方”，还率领众信徒向邻家妒妇淳于氏大兴问罪之师，展开了一场关于妒道与夫道的大辩论，最后铺谋设计，制服了妒妇。他的《疗妒羹》传奇演的就是这个故事，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幷非真实生活的故事。联系李渔自己妻妾众多，曾屡以“妾不专房妻不妒”自诩，不难看出他作此小说的底蕴，费隐公的“弭酸止醋之方”，也就是夫子自道其治家疗妒的经验。
李渔作小说也继承了拟话本小说与生俱来的关乎名教、有裨风化的套数，篇首篇尾总要做一番说教，有少数作品径直是劝善惩恶、维持世道的内容。但是，李渔绝少在封建纲常伦理上做文章，所发的大都是别出心裁的饮食日用之道，如“惜福安穷”、儿子无论亲生养子都要一律看待、死时不妨劝妻妾改嫁等等，可见他幷非道学先生。有时，他还会做点调侃语。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里，为主人抚养孩子的侍婢碧莲最后主人归来做了他的正室，作者说：“可见做好事的原不折本，这叫皇天不负苦心人也。”在一些篇章里，劝惩性的说教就只是一种敷衍。拟话本小说固有的教诲宗旨，在李渔的小说里完全变了味道。
李渔的小说创作突出地表现着一种玩世的娱乐性。他曾自谓其作小说戏曲是：“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偶兴》，《笠翁诗集》卷五)表白得很坦诚，也很确切。他写社会家庭间的纷争，总是以“欢喜心”让好人不必付出大的牺牲，最后得到好报，人生的酸味苦情都被冲淡、化解了;写人生浮沉穷通，总是用“游戏笔”让困顿中的人物神差鬼使般地陡然时来运转，富贵起来，好不欢喜。小说虽不全无劝惩之意，但主要还是娱乐人心。
《换八字苦尽甘来》写皂吏蒋成由于八字不好，事事吃亏倒霉，人称“蒋晦气”，算命先生为他戏改了八字，便交上了好运，要钱有钱，要官得官。作者尽管煞有其事地做点幷不能自圆其说的表面文章，说这还是因为蒋成老实，而实则是用调侃游戏之笔编造了一个歪打正着的故事，让读者开心。
李渔意识到了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在小说创作中有着活跃的创造意识，但却过分地强调了创造的自由性，以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为所欲为”。所以，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主观专断的叙事特征和情节的随意性。他不掩饰他作为叙述者的存在，总是以自己的名义、口吻进行叙述，不仅在篇前篇后絮叨地发议论，叙述故事也会随时介入他的解释和俏皮的调侃。他很少放弃叙述，作客观的展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懒得去描写人物的相貌、气质和活动的场景，藉以增强故事的可信性和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他选定了一个题目，便无顾忌地摆布人物，编织故事。他往往只凭着“时来运转”、“因祸得福”、“好人好报”之类的口头禅，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皂吏蒋成、落泊文人秦世良(《失千金祸因福至》)、乞儿“穷不怕”(《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富贵起来。他要写才子的风流，便让书生吕哉生交上桃花运，有三个妓女真情实意地爱上了他，还出资为他娶来了一位大家闺秀，兼收了一位倾慕于他的富孀。(《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这就只能说是一些有趣的故事，而不是真实的人生写照。
李渔毕竟精于人情世故又有文学才智，他编造的故事里也蕴含着人生的机趣。他的几篇小说大都取意尖新，突破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就伶人的身份和独特的生活环境，写男女主人公在舞台上借戏文传情，在面临被拆散的情况下，假戏真做，双双赴水殉情，成为李渔小说中最合乎人情物理而又最见其聪明才思的一段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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