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制分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制分 翻译

　　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不符合社会实际。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政事的实际功效就不应该丧失了。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这样情形一旦出观。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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