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90年，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病逝，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智力缺陷的嫡次子司马衷。这场看似荒谬的权力交接，实则是西晋初期政治生态、宗法制度与家族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得以窥见司马炎在继承人选择上的深层考量。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铁律：宗法制度下的路径依赖
西周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在汉唐时期已成为封建王朝不可动摇的立国根基。司马衷作为司马炎与皇后杨艳的嫡次子（嫡长子司马轨早夭），其身份天然符合"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要求。司马炎深知，若废黜司马衷另立储君，必将引发宗室内部的权力倾轧——其弟齐王司马攸在朝野声望极高，若改立储君，恐蹈曹魏"废长立幼"导致政权崩溃的覆辙。
这种制度性约束在泰始十年（274年）杨艳病重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临终前，杨艳以"立嫡以长"为由，迫使司马炎立其堂妹杨芷为继后，进一步巩固了司马衷的嫡子地位。即便中书令和峤直言"皇太子有淳古之风，恐不了陛下家事"，司马炎仍以"宗法不可废"为由维持原议。这种对制度的敬畏，实则是司马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投射。
司马衷的继位背后，是弘农杨氏与河东贾氏两大士族的角力。杨艳出身弘农杨氏，其家族在曹魏时期便与司马氏联姻，杨骏、杨珧、杨济三兄弟在晋初把持朝政。杨艳临终前力荐堂妹杨芷为后，实则是为司马衷构建"双皇后"外戚体系。这种政治布局在司马炎晚年愈发明显：太傅杨骏辅政，贾南风为太子妃，形成外戚与士族联姻的权力矩阵。
司马炎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得不妥协。他试图通过分封诸王制衡外戚，却未料此举为"八王之乱"埋下伏笔。更吊诡的是，司马衷的继位竟成为平衡各方势力的最优解——杨氏需要司马衷的嫡子身份维持外戚地位，贾氏则通过司马衷掌控皇权，而司马炎则寄望于第三代司马遹打破这种僵局。这种多方博弈下的权力妥协，使司马衷成为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傀儡"人选。
三、司马遹的"神童"光环：隔代继承的迷思
司马炎对孙子司马遹的偏爱，成为其坚持传位司马衷的关键心理动因。据《晋书》记载，司马遹五岁时随司马炎观市集，见宫人失火竟能冷静指挥扑救，其聪慧令司马炎惊叹"此儿当兴我家"。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思维，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汉武帝立刘弗陵因看中其母钩弋夫人之孙，唐高宗传位李显实为保武则天摄政。
司马炎将司马遹养于宫中，刻意营造"祖父-神孙"的亲密关系，甚至在朝堂公开称"太子似宣帝"。这种情感投射使其忽视现实困境：司马衷在位期间，贾南风迅速掌控朝政，司马遹非但不能继位，反被诬陷谋反遭废黜。司马炎的"三代布局"最终沦为泡影，暴露出封建皇权传承中"人治"与"制度"的永恒矛盾。
四、权力交接的蝴蝶效应：从太康之治到八王之乱
司马炎的抉择，将西晋推向了不可逆转的深渊。其晚年怠政导致"奢侈之风，遍于朝野"，分封诸王又使地方势力坐大。司马衷继位后，贾南风诛杀杨骏、废黜太子，直接引发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八王混战。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内乱，使中原人口锐减过半，匈奴刘渊趁机建立汉赵政权，最终导致西晋灭亡。
历史学家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司马炎传位司马衷，本质是士族门阀与皇权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虽维持了司马炎统治末期的表面稳定，却将结构性矛盾推迟至下一代爆发。当司马衷说出"何不食肉糜"时，他不仅是个人悲剧的主角，更是整个西晋政治体制崩溃的象征。
司马炎传位司马衷的决策，恰似一盘精心布局却漏洞百出的棋局。嫡长子制度、外戚士族博弈、隔代继承幻想三重枷锁，将这位开国皇帝困于历史必然性与个人意志的夹缝中。这场权力交接的悲剧，不仅改变了西晋国运，更揭示了封建王朝在制度惯性面前的脆弱性——当礼法制度沦为利益集团的遮羞布，当继承人选择变成权力博弈的筹码，再英明的君主也难逃历史周期律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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