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于成龙以清廉自守、勤政爱民的形象，成为封建官场中一抹独特的亮色。他的一生，是“以百姓心为心”的生动诠释，更是中国廉政文化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从偏远山城的知县到权倾一方的总督，于成龙用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书写了一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史诗。
一、从寒门学子到“天下第一清官”：仕途起步的破局之道
于成龙（1617—1684）出生于山西永宁州（今山西吕梁方山县）一个没落官宦家庭。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虽中副榜贡生，却因父亲年迈放弃仕途，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十五岁的他才以“明经谒选吏部”，被授广西罗城知县。彼时的罗城，地处蛮荒，瘴疠横行，前两任知县一死一逃，百姓“十室九空”。面对如此困境，于成龙仅带几名旧属赴任，甚至自掏腰包购置农具，鼓励百姓开垦荒地。
他首创“保甲连坐法”，将散居的瑶、壮、苗等少数民族纳入户籍管理，既维护了治安，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减轻农民负担，他废除十余项苛捐杂税，甚至将县衙的柴米油盐开支压缩至每日“盐豆豉一碟、粗粝一盂”。这种“与民同苦”的作风，让罗城从“鬼城”变为“安乐乡”，百姓甚至编出歌谣：“鬼有冤枉也来伸！”康熙六年（1667年），两广布政使金光祖将他的事迹上报朝廷，于成龙因此获评“卓异”（清代对官员的最高褒奖），开启了他连升十一级的传奇仕途。
二、平叛治乱：刚柔并济的为政智慧
于成龙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总能以非凡的胆识与智慧化解危机。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湖北麻城山寨首领刘君孚聚众响应叛军，直逼黄州。时任黄州同知的于成龙单骑入山，仅带两名随从，以“自首者免罪”的告示瓦解敌军士气。他甚至卖掉衣物凑足百两银子犒赏归顺者，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平定叛乱。
面对黄州城内仅数百官军的危局，于成龙招募乡勇守城，亲冒矢石冲锋陷阵，须发皆白仍坚守不退。为减少胥吏盘剥，他亲自采购军需物资，仅此一项便为百姓节省千万两白银。饥荒年间，他开仓放粮、计口赈灾，救活数万人，甚至被康熙帝赞为“与朕同心同德”。这种“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让他在战乱中依然能赢得百姓“于青天”的称誉。
三、两江总督：清廉至死的终极考验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成龙升任江南江西总督，掌管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然而，他的生活却愈发清苦：每日以粗粝、青菜为食，终年不知肉味，甚至被下属戏称为“于青菜”。他严禁下属送礼，连康熙帝赏赐的鹿肉都转赠他人。为整顿盐政腐败，他微服私访，查获江宁将军赫里勾结盐枭的罪证，最终将其斩首示众，震慑了整个官场。
1684年，于成龙在任上去世。部属整理遗物时，发现其床头仅有破袍一件、盐豆豉数罐，瓦瓮中粗米几斤。灵柩归葬故里时，数万民众沿江痛哭，康熙帝亲撰碑文，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清端”（意为“清正忠诚”）。史载其“闾巷诵其绩，久而弗渝”，民间甚至流传“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四、于成龙精神：跨越时空的廉政启示
于成龙的清廉，并非简单的个人道德修养，而是一种将“公天下”理念融入制度设计的政治智慧。他推行“火耗归公”，将地方官员私自加收的“火耗”银两纳入国库，从根源上杜绝贪腐；他编纂《于清端政书》，将治民、断案、理财的经验系统化，成为后世官员的治国宝典。
在当代反腐倡廉的背景下，于成龙的故事更具现实意义。他提醒我们：清廉不是苦行僧式的自我牺牲，而是对“权为民所用”的坚守；刚柔并济的治理策略，比单纯的严刑峻法更有效；而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官阶高低，而在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正如康熙帝所言：“朕博采群言，知其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大写的人”，他的精神，将永远照亮中国廉政文化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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