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这片涵盖今北京、天津北部及河北、山西东部地区的战略要地，自五代十国时期被割让给契丹后，便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长达四百余年的争夺焦点。其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却因后晋石敬瑭的卖国行径，沦为异族统治的“伤疤”，直至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北伐，才终结了这段屈辱历史。
一、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中原王朝的“战略缺口”
公元936年，后晋高祖石敬瑭为换取契丹支持，反叛后唐自立为帝。次年，他向契丹称臣、称父，并割让燕云十六州（含幽州、蓟州、云州等十六个州府）作为“投名状”。这一行为不仅使契丹疆域扩展至长城沿线，更让中原王朝失去北方屏障。此后，辽、金、蒙元等北方政权相继占据此地，对中原形成高压态势。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北伐，试图收复失地。979年的高梁河之战与986年的雍熙北伐均以惨败告终，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亡的狼狈场景，成为北宋军事软弱的缩影。1005年澶渊之盟的签订，虽换来百年和平，却以“岁币”为代价，进一步暴露了中原王朝在燕云问题上的被动。
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病”。后周世宗柴荣曾率军北伐，收复瀛、莫二州，却因突发疾病被迫撤军；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满江红》中疾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还我河山”的呐喊，正是对燕云失地的深切痛惜。然而，无论是北宋的“联金灭辽”计划，还是南宋的偏安一隅，均未能改变燕云被异族统治的命运。
蒙古崛起后，燕云十六州成为金、蒙交锋的前线。1234年金朝灭亡，蒙古人虽短暂控制此地，但内部争斗与农民起义的爆发，为中原王朝的收复埋下伏笔。元朝末年，皇族内斗频繁，73年间更换十位皇帝，国力衰微。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在鄱阳湖之战中消灭陈友谅后，统一江南，收复燕云十六州被提上日程。
三、朱元璋的决断：徐达、常遇春的“闪电战”
1367年，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5万明军北伐。此次战役的战略目标明确：直取元大都（今北京），收复燕云十六州。
1368年闰七月，明军攻克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弃城北逃。八月初二，徐达率军进占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府。至此，燕云十六州在脱离中原王朝430年后，重新回归汉人统治。这场战役的胜利，得益于朱元璋的精准判断与明军的快速机动：常遇春提出“直捣元都”的激进策略，徐达则以“稳扎稳打”的战术配合，仅用一年时间便完成历代中原王朝数百年未竟之业。
四、历史回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价值与明初巩固
朱元璋收复燕云十六州后，立即实施分封制度：命四子朱棣镇守北平（后迁都于此，即明成祖“天子守国门”的由来），九子朱桂镇守大同，以藩王拱卫边疆。这一布局不仅巩固了明初对北方的统治，更使燕云地区成为抵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前沿阵地。
从石敬瑭割地到朱元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沉浮史，折射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权力博弈。它的失而复得，不仅是军事胜利的象征，更是民族精神的重塑——当徐达的军队踏破元大都城门时，四百年的屈辱与抗争，终于化作一句“山河归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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