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的学术星空中，班固宛如一颗璀璨的巨星，以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成就，照亮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天空。作为《汉书》的作者，他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创者，更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作品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家熏陶，少年才俊初显锋芒

　　班固出生于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儒学世家。父亲班彪，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学者，伯父班嗣也以学识渊博著称。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班固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聪明好学，九岁便能写文章、诵诗赋，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十六岁时，班固进入洛阳太学求学，在这里，他博览群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他学习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不局限于字音字义的注解，而是注重把握经籍的大义，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自满，因此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在太学期间，他与许多学者交流切磋，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同时，他也开始留意汉事，为日后撰写《汉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蒙冤入狱，转机开启史学新程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官宦之家到乡里平民，这一巨大落差并未打消班固继承父亲未竟之业的决心。他认为父亲所撰的《史记后传》叙事不够详备，布局有待改进，未完成的部分也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

　　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撰写《汉书》时，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他“私修国史”。在当时，“私修国史”罪名极大，同郡人苏朗曾因被人告发伪造图谶，很快就被处死。班固因此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哥哥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上书汉明帝，为班固申冤。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后，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班固，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这一转机，不仅让班固摆脱了牢狱之灾，更为他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潜心修史，铸就史学经典之作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后，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他们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他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在郎官任上，班固有了更多与明帝见面的机会，他的文才也逐渐显露，越来越受到明帝的宠爱。

　　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从此，班固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能够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著史的合法性也得到了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撰史事业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班固认为，《史记》将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够妥当，决心撰写一部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他潜心研究二十多年，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汉书》全书一百篇，一百二十卷，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为后世“正史”之楷模。它不仅创立了断代史的体例，开拓了一些新的史学领域，而且贯彻了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指导思想，继承了古代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书中记载了大量西汉时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是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对当时的边疆地理、航海路线等都有详细记载，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学大家，赋作彰显时代风采

　　班固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与司马迁并称“班马”，与扬雄、张衡并称“班扬”“班张”。他的辞赋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作品体制宏大，文辞渊雅，叙事详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东汉建都洛阳后，一些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怀念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希望朝廷迁回长安。班固持异议，于是作《两都赋》，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对后世京都赋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班固还著有《答宾戏》《幽通赋》等作品。《答宾戏》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幽通赋》则借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经学理论，集当时之大成

　　班固还是一位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目的是广泛动员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这部著作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研究东汉时期经学和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

　　命运坎坷，英雄末路令人唏嘘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领兵征匈奴，班固以中护军职随军参赞，获大胜，于燕然山刻石记功。然而，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受到牵连被免官。此前，洛阳县令种兢曾与班固的车骑发生冲突，班固的奴仆仗势辱骂种兢，种兢怀恨在心。窦宪败亡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将班固逮捕入狱。同年，班固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一代史学和文学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班固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一生。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汉书》的撰写，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辞赋作品，展现了东汉时期的文化风貌和文学成就；他的经学理论，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的命运坎坷，但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品质，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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