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知政事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大一些，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他的文章，立论高深奇丽，又能旁征博引，始终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杨寘榜(此次杨寘为进士第一名，故以杨寘命名此次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他在任上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予以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再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今江苏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此后，朝廷多次以馆阁之职委任王安石，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以致朝廷屡次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都担心其不愿出仕。后来，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他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也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并据理力争，遂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因母亲病逝，王安石便辞官回江宁(今江苏南京)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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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知政事，中国古官职名。原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以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作为宰相官名。到宋代，设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参知政事，官名。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初置时，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开宝六年(973)，始命知政事与宰相(同平章事)于都堂(政事堂)同议政事。至道元年(995)，又命与宰相轮班知印。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之名。南渡后恢复。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辽、金承宋制。元中书省设参政，即参知政事的简称;在行中书省则于丞相、平章、左右丞下设参知政事。明初行省沿元制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洪武九年(1377)，废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参政为布政使之副职。《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为昭文相、王溥为史馆相、魏仁浦为集贤相，三相并设，而不设副宰相。上述三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同年又以心腹赵普为枢密副使，二年后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赵普等人手中。《涑水记闻》卷1载：“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军国大事，大都是太祖与赵普等商议而定。宋代制度也大都是赵普创立，《容斋随笔》卷七称：“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并没有总文武之大政，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换句话说，赵普等此时所发挥的则是类似宰相的作用，而范质等人所起的作用则类似副宰相。

　　宰相制度的健全，是太祖开国四年之后的事情。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并罢，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同月，赵普拜相，“上视若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宋史·赵普传》)一直到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对赵普信任有加，中书只有赵普独相，这段时间持续将近十年。

　　中书事务繁剧，北宋初期更面临着平定内乱、统一全国、抵御外族入侵等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处理。赵普以独相主持中书工作，分身乏术，当然难以应付头绪纷繁的军政事务。于是，太祖就试图为赵普设置副手，协助其处理日常政务。《长编》卷5载：

　　(乾德二年四月)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务，参知政事。”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庭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玉壶清话》卷6载：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卢，启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

　　设参知政事以为副宰相，是对唐人制度的一种承继。但是，宋人认为陶谷见识简陋，所言并不合古制，对唐人参知政事的职务也是一种误解，《宋会要·职官》1之69载：

　　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叙为右仆射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萧瑀为持(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欲用郭待举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名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谷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谷失之矣。

　　《石林燕语》卷3考辨说：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谷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所以，参知政事的名称虽然沿袭唐人，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唐人作为宰相的临时差遣名目繁多，宋人只是择其一作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遂成制度。

　　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在赵普独相期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宋会要·职官》1之16言“参知政事，贰宰相，批大政，参庶务，以中书舍人以上至尚书为之。”《宋史》卷161《职官志》言：“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即参知政事是作为宰相的行政副手全面参与朝廷政务。换句话说，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强化相权，太祖不设多位宰相而设一相二参，其突出赵普相权的目的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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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唐代初年宰相加衔。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不轻易授人，常用其他官员另加官衔为宰相，参知政事就是加衔之一。唐中叶以后不再使用。宋初沿袭唐制，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乾德二年(964)又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为副相。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宰相职务。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以代。建炎三年(1129)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直至宋亡。南宋参知政事常兼同知(或签书)枢密院事等，或由知枢密院事等兼(权)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随着宰相名称和宰辅机构的反复改变，参知政事的官称也有数次变化。神宗改制后，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为副宰相，代其任。建炎三年(1129)复改门下、中书二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去尚书左、右丞。以后沿袭不变。

　　与两宋宰相名称相比，参知政事的改称只有一次。即从元丰五年(1082)至建炎三年(1129)之间的改称，共47年。在两宋将近320年的历史中，是十分短暂的一瞬。与参知政事一样，他们仍然被简称为“执政”。

　　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有两种方式：一是几位参知政事并无具体分工，通盘协助宰相处理各方面政务;一是几位参知政事有了具体分工，各负责某一方面政务。前者称为“通治省事”，后者称为“分治省事”，以前者方式居多。庆历四年(1044)八月，仁宗听从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建议，“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长编》卷151)这是最初的“分治省事”，然仅仅是对朝廷关心的个别政务做重点划分，并不是对所有的政务做一一划分。南宋时有过一次较全面的“分治省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参政分治省事”条载：

　　元丰官制，尚书左右丞分治六曹。后以为皆执政官，乃令通省治事。绍兴四年，张魏公再入省府，上谕魏公曰：“朕于三四大臣，皆当分委。张浚可专治军旅，胡松年可专治战舰，如财用亦须委一大臣。”后魏公相，不果行。七年，魏公独相。三月，诏尚书省常程事权令参知政事分治。于是，张全真治吏、礼、兵房，陈去非治户、刑、工房。九月，魏公免，复诏三省事令参知政事权轮日当笔，更不分治常程事。埈除相如故。自是，参知政事复通治省事矣。

　　参知政事最少设一员，最多设四员。如元丰改制后，以门下、中书二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为副宰相，就是设四员的例子。通常则在二三员之间，南宋后期，三员成为定制。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13“参知政事并除三员”条说：“参知政事，自乾德以来止除二员或一员而已。嘉泰三年，谢子肃初免相，许深甫为参知政事，既命陈勉之以枢长兼权，俄又除袁起岩，盖三员也。时朝廷未置相，故勉之以员外兼，此亦国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季仲、娄彦发、楼大防，亦三员，遂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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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官制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宋代，官职名称更是奇葩，什么押司、提辖、都头都让人摸不着头脑。还有个叫做“参知政事”的职位，大家知道是什么官儿吗?

　　王安石

　　参知政事开设于唐朝时期，唐太宗时的李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这个时候参知政事才被当作宰相的官名来使用。在唐宋时期，参知政事和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宋朝的时候直接划为副宰相，可见其职位有多高。

　　王安石

　　其实设置参知政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宰相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中权力极大很容易就威胁到皇权，所以唐朝时期设立此职位来分宰相的部分职权，这样宰相手中也就没有多大权力了(参知政事最多的时候设四个)。

　　苏轼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地方官，后来调到京城之后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皇帝虽然同意，但是王安石一个小小的官儿怎么能主持变法呢?最后决定升任他为参知政事，用副宰相的权力来操纵变法事宜。一个宰相，一般人也不敢得罪啊，所以最初变法还算顺利，只是后来反对者多了，王安石自己也只能辞官回家。

　　官员

　　话说王安石是幸运的，历代变法失败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像商鞅就遭受了极刑处死。宋代太祖规定不让杀士大夫，王安石虽然失势却并未受到什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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