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定祀典

　　1521年，明朝第十代皇帝武宗病死。武宗无子，其堂弟，15岁的朱厚熜以藩王继承皇位，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世宗继位之初围绕如何确定其生父的尊号展开一系列激烈争论，并由此引发礼制变革。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集群臣596人议郊祀典礼。有82人主张分祀;84人主张分祀而又以为既成之法不可轻改，时机尚不适宜;26人主张分祀而以山川坛为方丘;206人主张合祀而不以分祀为非;还有198人不置可否。世宗“自为说，以示礼部”，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圜丘专以祭天，在北郊择地另建方泽专以祭地，并在东郊建朝日坛、西郊建夕月坛。这也是为明代的重要事件，史称“更定祀典”。

　　明朝嘉靖年间更定祀典，在京城内外建造了全套祭坛，并且实现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先农坛环绕京城的规划模式，突出了紫禁城在京城的中心地位，标志着古代都城形制最终完成。完整保存至今的全套祭坛不仅成为北京特有的文化遗产类型、表现古代都城职能的标志性文化景观，也是研究古代祭祀制度的唯一的建筑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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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地和祭天一样，都是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农业生产，后来成为典章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周礼》中“夏至日祭地祇于泽中方丘”成为历代地坛规制和祀典的理论基础。汉武帝时，在汾河汇入黄河处建后土祠。西汉末年又按阴阳方位在都城长安南郊和北郊分建祭祀天地之坛。自此祭地之坛成为都城必不可少的建筑项目，由于历代对儒家经典解释不同，有时将天和地合在一起祭祀，有时分开祭祀。

　　现存北京地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实行天地分祀。有一年祭祀前斋戒时遇到下雨，朱元璋感觉敬天地如敬父母，没有分开祭祀之理，于是改为合祀。

　　朱元璋死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皇位后改北平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营建北京城时，以南京为蓝本，在京城正阳门外建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集群臣议郊祀典礼。世宗“自为说，以示礼部”，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圜丘专以祭天，在北郊择地另建方泽专以祭地，并在东郊建朝日坛、西郊建夕月坛。这也是为明代的重要事件，史称“更定祀典”。

　　嘉靖九年(1530年)5月，四郊坛兴工。十一月定北郊之坛名地坛，此后方泽、地坛两名并存，祝文称方泽，公务称地坛。嘉靖十年(1531年)4月，方泽坛工成。坛正中铺纵横各六路黄琉璃砖，皇祇室以及方泽坛围墙覆绿琉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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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城大的格局来看，地坛筑于紫禁城东北部，天坛设于紫禁城东南方，两坛南北遥相对应，符合中国古代天南地北之说。天坛主体建筑为圆形，地坛则呈方形，是中国古时天圆地方的体现。据阴阳学说：“天为阳，地为阴”，天坛所用建材，如石块、台阶、柱子等，均为奇数(阳数)。地坛则采用偶数(阴数)。如方泽坛的台阶为八级，坛面为六平方丈，所用石板均为偶数，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地坛为九坛中仅次于天坛的第二大坛，是中国最大的“祭地”之坛，也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之坛。地坛总体布局按“天为阳，地为阴”，坐南向北，与社稷坛相同。由回字形两重正方形坛墙环绕，分成内坛和外坛。正门在外坛西墙，朝向安定门外大街。内坛墙四面辟门，外坛墙仅西面辟门。外坛门至安定门外大街之间是一条坛街。街西端有三间四柱七楼牌楼一座，是进入地坛的前导和标志，也是地坛御道的起点。明代称牌楼至外坛门段为泰折街，泰折是古代祭地之处，清代改名广厚街。明清两代皇帝行祭地大礼时首先经过牌楼，沿御道进入外坛门后北折，至北外坛墙后向东，到内坛北天门再向南进入内坛神道。现在所见到的牌楼，是根据清代乾隆时所建式样于1990年重新建设的。新建的牌楼气势高大雄伟，绿色的琉璃瓦面，彩画以“天龙地凤”之说，绘以丹凤图和牡丹图案，正面中心有“地坛”二字，背面中心有“广厚街”字样。

　　内坛不在外坛正中，而是向东偏移。坛墙墙身大城样一顺一丁排列，墙帽削割瓦绿琉璃剪边。内坛墙四面辟门，北门为正，门洞三座，其余各一座。西门至东门的道路贯穿内坛，与其垂直的神道形成丁字形。再进西天门时，与检票员聊了几句，她告诉我目前内坛墙是完整的，外坛墙只剩部分。

　　地坛主要建筑有三组，方泽坛和皇祇室在中轴线上，方泽坛西侧有神库和宰牲亭;西北有斋宫、钟楼、神马殿等附属建筑。建筑周围植满柏树，庄严肃穆。

　　2006年05月25日，地坛作为明清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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