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文人学者有很多，但能称得上“伟大”的，少之又少。由于家世的关系，黄宗羲很早就开始卷入晚明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他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中年时期，他又碰上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次改朝换代。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为父杀人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叫黄尊素，是晚明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是一个监督百官、控制舆论的重要官职。在黄尊素为官的时候，朝政被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控制，黄尊素则属于与阉党对立的东林党。他很有智谋，是东林党中具备政治智慧的佼佼者，在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中，往往出谋划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被阉党记恨在心。1626年年初，黄尊素被诬告贪污，抓捕至京师，随后被拷打至死，年仅43岁。死后5天，他的尸体才被人从监狱中挪出，当时全身已经腐烂，以至于无法辨认，极其凄惨。

　　当时，17岁的黄宗羲一直在狱外等候。作为长子，他陪着父亲从家乡一路到京师。父亲的被杀，使得少年黄宗羲痛不欲生。他第一次认识到了政治的无耻与黑暗，内心充满了愤怒，一心想报仇雪恨。两年后，新登基的崇祯皇帝清除了魏忠贤等阉党，开始为被害的东林党平反。黄宗羲闻讯后，立刻进京讼冤。血气方刚的他在袖子里藏着一根铁锥，看见仇人，便扑上去将他刺得遍体流血，以发泄自己的怨恨。报仇之后，又“狂哭”。当时，仇恨使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崇祯皇帝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黄宗羲是“忠臣孤子”，特意下旨追封黄尊素为太仆寺卿。

　　抗清岁月

　　在为父亲报仇雪恨之后，黄宗羲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可惜没考中。不过，作为忠臣之后，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很多名士也乐意提携他。黄宗羲先是加入晚明最大的政治社团复社，又遵照父亲的遗命，拜大儒刘宗周为师。年轻的黄宗羲在读书之余，不断结交各地读书人，扩大自己的影响。1636年，黄宗羲参加了复社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之间的斗争。当然，这时候的黄宗羲资历比较浅，基本上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行动。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主中原。对于35岁的黄宗羲来说，选择很简单——父亲黄尊素是大忠臣，作为忠臣之后，他义无反顾地和老师刘宗周一起加入在南京成立的南明朝廷。然而，掌握南明朝廷权力的是阮大铖，他在杀死了一些忠臣良将之后，又将屠刀伸向了黄宗羲。幸亏得到朋友的帮助，黄宗羲才得以逃离南京。

　　时局一天比一天动荡，江南的城市随着清军的入侵，一个个沦陷。彷徨的黄宗羲去绍兴探望被排挤出南明朝廷的老师刘宗周，看到的却是已经绝食20多天的消瘦老人。原来刘宗周眼见大明江山不保，而自己在朝廷中不能有所作为，最终选择了绝食殉国。黄宗羲看着老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放声大哭惊扰虚弱的老师。刘宗周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对着黄宗羲点了点头。黄宗羲离开后没多久，刘宗周就过世了。对于黄宗羲而言，他生命中最为尊敬的父亲和老师，为了国家和江山社稷，都心甘情愿地付出了生命。他们成了黄宗羲心中的榜样和力量。

　　从老师家出来，黄宗羲马上回到家乡，和两个弟弟一起率领数百壮士，组成一支人称“世忠营”的队伍。当时明朝宗室鲁王在绍兴建立了小朝廷，黄宗羲前往投奔，积极抗清。在参加了数次战役之后，黄宗羲率领3000军士进行西征，不料清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绍兴，鲁王出海逃窜。黄宗羲只好且战且退，率领部队逃到山中休整。安营扎寨之后，黄宗羲又亲自下山寻找鲁王的消息，临行前反复叮嘱手下大将不得骚扰山里的百姓。没想到黄宗羲走后，手下人却大肆抢粮，引起民变。山寨被山民半夜焚毁，导致全军覆灭。这给黄宗羲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4年后，黄宗羲终于在一个孤岛上找到了鲁王。大臣们每天生活和办公，都在小船之上，十分凄凉，据黄宗羲后来回忆，“落日狂涛，君臣相对”，然而为了抗清的理想，他甘之如饴，陪伴鲁王流亡在岛上。那年冬天，黄宗羲还冒着生命危险，渡海东赴日本长崎，乞求日本方面出兵帮助鲁王抗清。这当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从日本黯然返回中国之后，黄宗羲剃发归顺清朝，再也没有公开参加抗清的战役。他在日本到底碰上了什么事情，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从此之后，黄宗羲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悄悄地营救抗清志士，也曾与钱谦益一起暗中策划军事活动。1659年，郑成功率领23万联军、8000艘战船，沿着长江北上，可惜功亏一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这一年，黄宗羲50岁了，他觉得自己老了，再也没有精力抗清，决心隐居，为明朝痛定思痛，反思为何亡国亡天下等问题。他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激烈地批评了君主专制制度，反映了他在思想上取得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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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思想方面受到王阳明的影响，赞成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他一生致力于心学的研究，并且颇有建树。在政治方面，黄宗羲提出了“民主”一词的核心，在著作《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到了君权的有的放矢，并且就抑制独裁和专权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黄宗羲是明末清初年间，著名的三大思想家之一，是近代民主主义的先驱。

　　黄宗羲作品欣赏

　　《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理念。黄宗羲提出君主只是黎民的代表者，君主的出现是将黎民的意见进行系统归纳的整合，然后得以实施，君主不是专政，更不是专权。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还提到了明朝廷的覆灭就是在于独裁、垄断。朝廷没有监督者，君主便专政独权，将自身的权力无限放大，最终激起民众的反对。黄宗羲提出的反对专权的思想，在当时来看，是非常先进的。就抑制君主专权的办法，黄宗羲提到了设立监督机构，比如宰相的设置。朝廷机构设置宰相，可以达到分权的作用，皇帝将不再是集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有了各方权力的压制，君主做任何决策都要和各司其职的官员商量，避免了权力的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权力的专制。 ...查看更多

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伟人大多出生于动荡的时代，黄宗羲就是在这样的年代里成长为一代思想大家。晚年的黄宗羲提出裸葬自己引起了家人的不解，但黄宗羲最后还是以裸葬入土，那黄宗羲为何坚持要裸葬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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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生平简介

黄宗羲，字太冲，或德冰，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和教育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称。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反对封建君主制。黄宗羲是“东林七君子”黄尊素的长子，与弟弟黄宗炎、黄宗会合称“浙东三黄”，和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家”。黄宗羲出生于1610年，他的父亲因反对魏忠贤而受酷刑惨死，1628年，魏忠贤倒台，黄宗羲上书诛灭阉党余孽，人称“姚江孝子”。1644年，明朝灭亡，宏光政权建立，黄宗羲被捕入狱，后脱身回到余姚，开始起兵抗清。1646年，清军占领绍兴，黄宗羲三次被清朝廷捉拿，于是开始隐居的生活。1678年，康熙年间，朝廷多次诏征黄宗羲，黄宗羲都拒绝入仕，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著述中去，病中写作《梨洲末命》等，1695年，黄宗羲病逝。 ...查看更多

　　1644年，清军入关。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清军先是击败了农民军，又一一镇压了各地的抗清力量。到了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已趋于稳定。

　　为什么明朝会土崩瓦解?为什么满人仅以数十万之众，就可以征服人口过亿而且经济、文化均遥遥领先的明代中国?

　　当人们都在以传统方式反思，或认为明亡于党争或认为明亡于阉祸时，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不是亡于什么具体的人事，而是亡于自身体制的根本缺陷。

　　他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既在朝廷和民众之间自设了一道鸿沟，又使社会涣散无力。这就使得，在灾难降临之时，官民难以合作，官不信赖民，民也不支持官，结局只能是被各个击破。

　　明亡之理如此。之前历朝历代的衰亡之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若要摆脱一乱一治的循环，就应制定天下为公的“治法”，如此方可保“公利”，达“致治”之目的。

　　末世

　　在中国历史上，黄宗羲是第一个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而且也是系统性批评的学者。

　　他的这些看法，既得之于他在明清迭代之际的多年反思，也得之于他的切身经历和时代环境。

　　1610年，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今属宁波)的一个读书之家。其父黄尊素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这一年的同科进士还有阮大铖、侯恂等人。

　　其时，阉党当政，黄尊素、侯恂等为东林党人，阮大铖则依附魏忠贤，为东林党人之死敌。

　　1623年，黄宗羲随父至北京。当时，东林党人常在黄家聚会，少年黄宗羲却希望客人早点离开，因为他瞒着父母买了很多演义小说，要“俟父母熟睡”，“发火而观之”。

　　他不知一场巨祸正在逼近他们一家。

　　1625年，黄尊素遭忌还乡。次年，党祸大作，缇骑追捕黄尊素(同一年，因缇骑追捕东林党人而在苏州激起民变，参见中学语文课本《五人墓碑记》)。黄宗羲送父至绍兴后，不能再送。饯别之际，黄尊素请同样因为遭忌而还乡的大儒刘宗周收黄宗羲为弟子。

　　这一别，即成永诀。

　　三个月后，黄尊素死于北京狱中。

　　噩耗传至余姚，黄宗羲的母亲“痛哭至晕绝”。

　　这场灾难，为黄宗羲日后形成激进的政治思想埋下了种子。

　　他从父亲的死难中，看到了这个朝廷以及它的权力根基，有一种本质上的丑恶。

　　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形成影响的，还有其师的改良式政治观。

　　比如，刘宗周认为，为君者不可独断专行，而应“以天下之是非为真是非”，“以天下之聪明为大聪明”。

　　当时的社会文化也无日不在影响着黄宗羲。

　　万历以后，明朝的政治日益走入死局，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却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性。

　　在士大夫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力倡个性觉醒。

　　比如，思想家李贽极力强调“私”的重要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又如，“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道既和黄尊素为同科进士，又是李贽的友人，他为文力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在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形成。

　　以江南一带为例，为大众服务的出版业在这里极其繁荣。通过白话小说、小品文等出版物，发源于士大夫阶层的个体意识弥漫至市井巷陌。

　　简而言之，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对中世纪的反抗一样。在明末的中国，僵化的朝廷和因受朝廷利用而僵化的儒学，也在民众的个体意识萌发之后，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抗。

　　《五人墓碑记》所记载的苏州市民殴打缇骑之事，即是一例。

　　黄宗羲也曾以青年人特有的方式，参与过类似的运动。

　　1636年，阮大铖在南京大肆活动。同一年，诸多东林子弟来南京参加乡试，因为他们的父辈几乎都遭受过阉党迫害，为了羞辱阮大铖，他们约定在八月十五“置酒高会”于秦淮河桃叶渡，“大会同难兄弟”，黄宗羲也在内。到了这一天，众人召来了阮大铖的家班艺人演出《燕子笺》，一边赞扬伶人的演技，一边笑骂阮大铖，在秦淮风月里痛饮彻夜。

　　这是末世之中，一场属于青春的狂欢。

　　绝境

　　多年以后，那些没有参加桃叶渡大会者，如吴梅村，仍在诗文中引以为憾。

　　这时，一切都已是物是人非。

　　崇祯帝自尽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弘光政权建立，但因内部涣散，仅过一年即覆亡。

　　此后，原本就四分五裂的抗清力量，更显零落无力。

　　这一年，黄宗羲35岁，仍为一介布衣，但面对“天崩地解(黄宗羲语)”之局，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当时，鲁王在绍兴出任监国，成立了鲁王政权。差不多在同时，黄宗羲也组织宗族子弟数百人成立了义军“世忠营”。他去觐见鲁王，“请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参军事。”

　　之所以为“义军”，是因为这时的官军实际上已经瓦解。抗清力量多由各地士绅组织，他们自集人马，自筹钱粮。与其说他们是在保明廷，不如说他们是在保乡土，是为了让“衣冠之邦”免受剃发易服之辱。

　　而黄宗羲之所以坚持“以布衣参军事”，根本原因也是因为他对明廷并无好感。在他眼中，“反清”与“复明”乃是需要分而视之的两件事。他是为了保文化，而非为了效忠明朝。

　　但是，分散的抗清力量完全不是清军的对手。

　　1651年，清军攻陷舟山，鲁王逃脱;两年后，他在金门去监国号。浙东抗清运动彻底失败了。

　　1659年，在抗清力量中军容最盛的郑成功展开北伐，却在南京城下大败。

　　抗清运动走入了绝境。

　　黄宗羲为躲避清军抓捕，也不得不四处潜居，他感觉自己也陷入了绝境。

　　他整日枯坐，沉默寡言。

　　对此，他这样写道：“不知日之蚤晚……如是而日、而月、而岁，其所凭之几，双肘隐然。”

　　他想到了死亡，但转而又自责“不自爱惜”。

　　这种彷徨无从的情绪笼罩了他整整三年。

　　然后，他决心振作。

　　后来，他这样回顾平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抗清失败后，他“终厕之于儒林”。

　　也就是说，他要在“天崩地解”之时，做华夏文化的“守夜人”。

　　长夜

　　晚年的黄宗羲，潜心于讲学、著述，为后人留下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数百万字的著作。

　　他以此来度过“天转地移”之际的漫漫长夜。

　　其中，《明儒学案》是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而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属力倡民权的《明夷待访录》。

　　对此，现代新儒家张君劢曾这样论述：“这书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卢骚的《民约论》或洛克的《政府论》，因为它使中国人完全以新的眼光看政治问题。”

　　思想史学者侯外庐则称，《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

　　这部书不仅系统性地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还提出了近似于现代议会制度的保障民权之法。

　　而这部书的起点，则是黄宗羲著于浙东抗清运动失败之际的《留书》。

　　在《留书》中，他第一次深入分析明亡的原因。

　　他认为，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太多次，如晋曾丢掉半壁江山，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均为“夷狄之为患”所带来的巨祸，而这样的灾难本来可以避免，因为在文明程度、国力、人口等诸多方面，“夷狄”都远逊于华夏。

　　那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屡屡发生了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自秦代开始的废封建、行郡县之局。

　　他写道，在先秦时代，燕、赵以抗秦之余力，即令匈奴不敢靠近中原。假设封建制不灭，无论“夷狄”多么强大，华夏也不至于全盘皆输，“向使列国棋置，一国衰弱，一国富强，有暇者，又有坚者，虏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岂有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而易乎?”

　　这些看法，不只是思辨的结果，也源自于他的切身体验。

　　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如入无人之地，而在江南一带遭遇了激烈抵抗。这并非是因为江南江北的“民风”有多大不同，而是因为江南的民间社会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如黄宗羲即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世忠营”，而江北的民间社会则是一盘散沙。

　　但是，这种民间力量自我组织起来的小规模抗清队伍，当然无法和先秦诸侯国的军队相比，这自然使黄宗羲十分痛恨秦政对地方力量的消弱。

　　他认为，秦代开启的中央集权制度实际上是在华夏内部戕害华夏文明，这种制度在骨子里自私之极，视天下为私产。不愿分享权力的独夫，宁可冒“失天下”于“夷狄”之风险，也不愿“失天下于诸侯”。

　　也就是说，在秦制中，当华夏处于危难之际，无论独裁者在主观上怎么选择，他实际做出的选择都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这是黄宗羲的“过秦论”，在他看来，后世沿袭秦政的根本之弊，只能让天下沦丧的悲剧一再出现，即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火种

　　如何走出这个怪圈?

　　难道一乱一治的循环注定是华夏的宿命?

　　在《留书》之后，黄宗羲继续苦苦思索，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寻找破局之法，那就是做《明夷待访录》。

　　这部书是在《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对此，他写道：“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

　　这时，他的关注点也从分析兴亡，转移到了如何兴公利、保民权，以求根本之治。

　　在《明夷待访录》的首篇《原君》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民为一体;而到了后世，天下成了一家一姓之私产，是非颠倒，君民反目。

　　他举例说，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即视天下为私产，因此，刘邦曾当着群臣的面反问其父：“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这种“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局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写道，那就是专制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使天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恶局?如何还天下于天下之人?对此，在《原君》之后，黄宗羲分别从行政、教育、法治等方面论述了为治之法。

　　他认为，行政权力来自于民众，也理所当然应为民众服务，“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否则，若只为君主服务，那就是自轻自贱，甘做“宦官宫妾”而已。

　　至此，黄宗羲的意旨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他要彻底扭转颠倒的秩序，让君民关系回归应有的合理性。

　　如果他的论述到此为止，那么他只不过是在坚持儒家本来的观点，如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明夷待访录》的突破性在于，这部书把儒学的政治批判传统发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

　　比如，黄宗羲在这部书里提出了类似“三权分立”的办法，论述如何以 “治法”和“公议”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民权、兴公利。

　　在《原法》篇中，他写道，秦政之法，实则是“非法之法”，与其称之为“法”，不如说它是天下人之“桎梏”。以这种法治天下，乃是“害天下”，而且是人治而非法治。若要真正实施法治，就必须改“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如此则“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在《学校》篇中，他写道，儒家的学校不仅仅是“养士”之所，也是“公议”之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当黄宗羲写下这些论述的时候，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像市民社会的发展在欧洲推动了文艺复兴一样，明末市民社会的兴盛同样也为黄宗羲构建儒家的“民权说”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一如文艺复兴通过祖述古希腊来走出中世纪，黄宗羲选择了回望“三代”以开启新局。

　　因此，在《明夷待访录》里，“三代”二字频频出现。黄宗羲以“三代之法”、“三代之盛”指代他所设想的理想之法和理想之治。

　　当文明的发展走入困境时，东西方选择了同样的做法。

　　这一做法，并非是黄宗羲的创造，而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在当年，即以“三代之法”建构他的政治理想，只不过，那些政治理想在后世从未实现，反而是儒家学说不断遭受专制君权的利用和歪曲。

　　在黄宗羲所处的时代，君主专制登峰造极，朝廷对儒学的利用也登峰造极，然而物极必反，就在这山穷水尽之时，《明夷待访录》横空出世了。

　　如果说，王阳明的心学是在明代中期唤醒了民众的个体意识，那么，《明夷待访录》所指向的，乃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一个民治社会的形成。

　　只不过，历史并没有让黄宗羲看到梦想实现的机会。

　　清军入关后，华夏社会原有的发展轨迹戛然而止。

　　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了，只不过是和以往相比，更加严酷的秩序。

　　在文字狱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根本没有流布的机会，只是在黄宗羲的弟子友人之间刊刻流传。

　　这是黄宗羲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他为这部书取了《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

　　“明夷”，即《周易》中的明夷卦，其“彖辞”为：“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也就是说，黄宗羲认为，他所处的乃是一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的时刻，他所要做的，就是为华夏文化保存火种。

　　他期望这个火种终有照破漫漫长夜之时。

　　1695年8月7日，黄宗羲做《与万承勋书》，在其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

　　这实际上是写下绝笔。

　　五天后，黄宗羲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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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是著名的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他对于历代的税法改革总结出了“积累莫返之害”，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黄宗羲定律。那么黄宗羲定律究竟是什么呢，为何纵观历史，不管是哪朝哪代，最终都逃不掉黄宗羲定律的结果。

　　黄宗羲定律是什么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这个黄宗羲定律被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是历朝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指的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原先改革目的反面。纵观各朝各代的税制改革，似乎最终都走向了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税费改革比如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一条鞭法’、清代时‘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局限，即便当时农民的赋税确实有所降低，但最终都会慢慢的增长到比改革前还要高的程度。

　　黄宗羲定律产生的根本原因

　　那么，究竟又是怎样的原因导致了黄宗羲定律的必然发生呢?拿万历年间施行的“一条鞭法”举例，将田赋、劳役等都合作一条，折成银两，并且明文规定不得再征收其他税种。开始效果尚可，可后来呢?

　　灾害四起、流寇渐多、满清逼关，国家财政压力大，辽饷、剿饷、练饷等所谓三饷开始征收，农民负担因而更大。然而国家罹难，只能举全国之力。所以黄宗羲定律的第一个关键点 就是：税法不可能适应所有、长久的情况。必会爲外力因素所影响。若不及时、合理调整，必将造成更严重的税收压力。

　　但是像明朝那种极端的天灾人祸例子并不能很有力的举证此定律，毕竟是相对的小概率事件。那么为何还是常常造成“积累莫返之害”?因为中国封建时期的官员太“聪明”了，朝廷的法令一般都是原则性的，可以找空子的机会太大。

　　税制改革法令往往具有较大幅度的解释空间，而基层执行官吏可以因之而变通，使得既不违反其条令，又能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农民不具有利用此灰色空间之力，故常为所害，更甚于昔。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缺陷。

　　当国家成为最大私有财产，那么上行下效，基层官员更是将捞财作为了一大人生目的。大环境如此，有清官也只能治标，顶多让他当值的时代走上正轨，挽救不了终将衰煺的命运及增加农民负担的苦果。税制改革之目的乃着眼于眼前，缓和社会矛盾，而根本目的都是增加税收，而不顾农民生计。这种单纯爲了安抚民心的法令，势必不长久。以上大致上就是黄宗羲定律的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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