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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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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1194 年(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因朱为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庆元党禁,也称伪学逆党之禁

被误读的宋代名相韩侂胄,落得个“函首安边”

  自宋朝靖康南渡后,南宋王朝与金对峙时,“和”“战”主张便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在强敌当前时,不管有没有力量,凡是主张“战”者,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哪怕自不量力,但民间的评价总是较高;相反,主张“议和”总是与丧权辱国、胆怯畏敌甚至汉奸形象联系在一起。

  若以个人的公共形象与历史评价考量,一个大人物主战比主和的风险要小得多。

  其实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个强大的王朝也有过不得不议和的屈辱往事。汉初有高祖白登山之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靠“和亲”来维系与匈奴的关系;陈寅恪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说:

  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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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因为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彻底击败了匈奴。唐朝自太宗开始,通过五次与突厥的战争,彻底击败东、西突厥,唐朝皇帝被游牧民族奉为“天可汗”。于是,当初的屈辱历史在胜利后反成为卧薪尝胆的佳话。宋朝的军事实力历来受人诟病,南宋以后更是胜少败多,长期处于弱势。越是弱势,越忌讳于和谈。而不惜一战的调门反而能博得喝彩声。

  韩侂胄的悲剧很具有典型性。

  韩侂胄(1152年-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出生名门,是魏郡王韩琦的曾孙。韩琦是北宋名臣,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人称“韩范”。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祖上有大功不同,韩侂胄能居于高位,不是治国安邦有什么出众的贡献。他是宪圣皇后吴氏之甥,恭淑皇后韩氏叔祖,是外戚。他以恩荫入仕,也不像韩琦那样进士出身,是考出来的。淳熙末年他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与宗亲赵汝愚等人策划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开府仪同三司,而后官至太师、平章军国事。可以说,外戚的裙带关系和关键时刻的投机让他位极人臣。

  这样的大官手握重权,但并不爽。官场人不服气,民间也有非议,时人议论,“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时时乘间窃弄威福”。韩侂胄必须立一件不世之功,才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历朝历代,最大的立功是收复失地或扬国威于境外。汉武帝为了让宠姬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封侯,不惜举国之力,让李广利带兵远征大宛,夺取汗血宝马

  从岳飞被高宗、秦桧君臣害死后,到韩侂胄当权已有六十余年,南宋与金国维持了一个甲子有余的和平。当然,和北宋、辽国的关系不一样,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对宋朝君臣来说,当然是一种耻辱。北伐击败仇敌,恢复中原当然是一种看起来无比振奋的调门。对韩侂胄来说,如果能北伐金国成功,那将是宋代开国以来第一大功臣。

  正好即位的宋宁宗也想北伐,一洗祖先的耻辱。加上当时有名望的文人——如辛弃疾陆游莫不鼓吹北伐。辛弃疾词中叹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陆游时时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自励。

  庆元三年(1197),慈福皇后将杭州西湖边的南园赏赐给韩侂胄,当时韩发动“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借机来打击政敌。而陆游因为韩侂胄主战,不惜被士林耻笑,写《南园记》,大段叙述韩侂胄曾祖韩琦(谥忠献)的功业,然后笔调转向韩侂胄能有乃祖之风并能光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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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迄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若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与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

  韩侂胄身边一些人,也极力撺掇韩侂胄用兵。如苏师旦本来是平江(苏州)一个书吏,投靠韩门。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位列丞相之上),苏师旦被重用为安远军节度使,他给韩侂胄提供的是韩喜欢听的情报:金国内部盗贼四起,百姓造反,北伐正是大好时机。

  韩侂胄除了想立奇功流芳千古,还想以大功来应对现实危机,巩固地位。他的侄孙女恭淑皇后去世后,要再立皇后。皇帝宠爱杨贵妃、曹美人两位,但杨贵妃有权谋,曹美人恭顺。于是韩侂胄劝皇上立曹美人——皇后不多事,大臣当然舒服。可皇帝还是属意杨贵妃,最终立杨氏为皇后,政敌将韩侂胄劝皇帝立曹氏告诉了新皇后。于是,他得罪了杨皇后,“欲立奇功以自固”。

  皇帝支持,身边的谋士赞成,再加上信息被认为过滤。韩太师自然认为北伐十拿九稳

  当时金国虽然不如完颜阿骨打、完颜吴乞买和完颜亮当国时那么强大,随随便便就能投鞭南下,但与宋国比,军力并不弱,而且处守势,宋国是主动进攻。宋国内部并不上下同心,韩侂胄的跋扈得罪了很多人,军事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就在这种没什么胜算的情况下,韩侂胄发动了“开禧北伐”。

  北伐前,宋国将帅乏人。韩侂胄只能在自己身边选人,他推荐老师陈自强任左丞相,旧日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定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怀恨在心,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薛叔似去统帅淮西军队,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初战告捷,君臣大喜。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北伐。

  韩侂胄还在部署北伐时,宋朝出了内奸。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通金朝,派遣门客姚淮源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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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禧二年(1206)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苏师旦和邓友龙,苏的家产充公,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金军进行了战略反攻。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城邑,悉数被金军占领。

  开禧二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

  开禧三年正月,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

  虽然不久后四川军民斩杀了吴曦,但对大局无补。怀恨韩侂胄的杨皇后与韩的政敌结盟,密谋除韩侂胄。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史弥远等的指使下,于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害死。随后,又把苏师旦处死,遵照金国的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用木盒装着送到金朝,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

  韩侂胄执意北伐,最后落得个“函首安边”的下场,虽然韩侂胄位高权重,却不审时势而孟浪北伐,但宋廷以送大臣的头颅去敌国,来求饶,实在是大伤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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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心学”和朱熹“理学”的区别在哪里?朱陆的“鹅湖之会”

  陆九渊的思想接近程颢,偏重在心性的修养,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过于“支离破碎”。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其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见性”,“心即是理”,重视持敬的内省工夫。即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明代王阳明赞赏陆九渊的学说,使得陆九渊的“心学”得以发扬,因此学界称之为“陆王”学派,实际上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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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朱陆之争

  陆九渊心学是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形成自身特色的。而朱陆之争显示了陆九渊思想与朱熹理学的同异和分歧,也昭示了陆九渊心学立学的理论基点。为了说明问题,这里还要从人们熟知的鹅湖之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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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湖之会

  朱陆之争起于鹅湖之会,因鹅湖之会而使两家分歧公开化。然而鹅湖之会上争论的焦点为所谓“尊德性”还是“道问学”,这看来只是为学方法问题,似乎并未涉及双方分歧的本质内容。所以黄宗羲也曾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这样评述说: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他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方法之不同,二者本不能截然分开。况且朱陆在其中虽各强调一面,却同时兼顾另一面,所以他们这种争议,构不成根本的分歧。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都发挥理学精义,即使意见有所不同,也只是“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而已。他们在为学中表现了各人性情和道德实践的差别。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朱陆之争为什么会沿续几百年,成为贯通理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呢?双方实质性的分歧到底存在于何处?黄氏这里只就朱、陆后学的门户之见来做分析,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

  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二年(1175年)春天。时吕祖谦访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读周、张、二程书,编辑《近思录》。后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吕素知朱、陆二人在理学观点上有分歧,意欲调和统一之,所以约陆九龄、陆九渊来鹅湖一会,共同讨论学术问题。据《东莱年谱》记载:“淳熙二年乙未,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朱编修送公至信州鹅湖,陆子寿、陆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来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上,二陆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及所邀刘子澄、赵景昭(《陆九渊年谱》),另据《宋元学案》,陆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济道也参加了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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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鹅湖之会的详情,《语录》中有一段陆九渊的回忆,其中说:吕伯恭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

  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回忆中详述了鹅湖之会前二陆相互切磋,意见基本达成一致,以及赋诗明志的经过,略述了会上以陆九渊、陆九龄为一方,朱熹、吕祖谦为另一方讨论三天的过程。陆九渊认为,会上,吕祖谦对他与九龄的意见有虚心听取之意,但其观点竟限于朱熹的影响而不能拓展。

  又据《陆九渊年谱》,朱亨道书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其所谓“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和“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诗句,都是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二陆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人心本体。

  鹅湖之会后三年,朱熹才和陆诗说:“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陆九渊年谱》)诗中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一句,不仅婉转地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十五)的为学方法,也点出了陆氏心学的本体乃“不依文字而立者”。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学思想,及陆九渊“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问题的回应。说明鹅湖之会及会后,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在工夫问题背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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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的“庆元党禁”是怎么回事?怎么评价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也称伪学逆党之禁,指中国宋代宋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宁宗赵扩即位后,宗室赵汝愚以参与拥立赵扩有功升为右相,外戚韩侂胄迁枢密都承旨,两人嫌隙日深。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二月,韩侂胄使谏官奏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赵扩就贬赵汝愚至永州(今属湖南),后死于贬所。赵汝愚被贬,朱熹、彭龟年等奏论韩侂胄事,赵扩亦加贬逐。 韩侂胄当政,凡与他意见不合者都被称为“道学之人”,后又斥道学为“伪学”,禁毁理学家的《语录》一类书籍。科举考试中,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不久赵扩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从公元1195开始的禁伪学前后历时6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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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创立于北宋中期的程系道学,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其影响遍及江浙、闽、川蜀等整个南宋全境,逐渐超越其它学派而取得主流学派的地位,并出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一批道学宗师,构筑起道学内部理学和心学两大思想体系。一面是道学在民间的繁荣发展,一面是宋孝宗君臣不喜欢、甚至屡屡压制和打击道学,这就决定了朱熹、张栻、吕祖谦等道学家在孝宗朝曲折的政治命运,注定了非道学派士大夫和道学派官僚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前者多是受孝宗支持的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是政治上当权派,后者多为不受孝宗支持的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在野派;后者不在其位,不免以清议的方式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前者进行尖锐的批评;前者则以手中权势对后者进行抑制和打击。孝宗朝道学与反道学势力的斗争,基本上便是呈现为这样的格局。但是随着道学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其向朝廷的渗透毕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孝宗淳熙末年,以周必大王淮并相为标志,道学派终于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一扫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进入与反道学派分庭抗礼、朋党交攻的新时期。此后,双方的斗争几经起伏,愈演愈烈。光宗绍熙末年,随着赵汝愚的执政,反道学派暂进处于下风。随即而来的绍熙内禅,又引发出赵汝愚与韩侂胄的矛盾,促使反道学派与韩侂胄的合流,终于导致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之党的全面崩溃,酿成了南宋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禁锢道学的运动:庆元党禁。

  起因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1194年(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因朱为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公元1194 年(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黜朱熹。公元1195 年(庆元元年)二月,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之职,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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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禁止道学

  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6月,贡举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公元1195 年11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欲使太上皇光宗复辟为绍熙皇帝。于是,赵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暴毙身亡。

  伪学之禁

  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2月,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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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逆党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奏称:“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公元1197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 [3] 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

  党禁尾声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担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韩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谏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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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其一: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其二: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

  其三:宋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宋宁宗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韩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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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

  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但也有学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到,正是朱熹为代表的伪道学,迎合了后世中国帝王的统治需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脚步,导致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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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学兴起的际会:宋朝大儒朱熹和庆元党禁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他的父亲朱松时任尤溪县尉,写信给岳父祝公报喜时,只有简单几句:“松奉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时免娠,生男子,幸皆安乐……”生逢乱世,朱松没想过儿子日后会成为文公,三天后的洗儿礼上,他倒指望这孩子长大后当兵打仗,其《南溪洗儿二首》云:“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儒冠?”

  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风云际会,需要许多物质和文化条件。我们只能说,朱熹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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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学兴起的际会

  唐以前,福建在全国毫无地位,是遥远的化外之境。唐代50多位闽籍进士,除了欧阳詹,绝大多数表现平平,没有一流的人物。进入宋代,福建默默积蓄了1000多年的惊人能量,突然爆发。一向受中原地区忽视的蛮荒之地,转瞬间成为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在科举考试中,福建士子的出众表现,让人惊叹。美国学者贾志扬依据全国地方志统计,两宋合计28933名进士,福建占7144名,排名全国第一,其进士数竟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接近四分之一。宋代的闽北文化极其发达,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仅浦城一县就出了122位进士,4位状元,8位宰相。

  最重要的,不是科举,不是官僚,而是创造性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福建诞生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这是一个由个人的天才和人格魅力凝聚起来的学派,称朱子学派。这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性的学派,人们又称其为闽学。然而,这个学派的学说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中国社会六七个世纪之久。

  朱熹不是横空出世,在他之前,福建的其他学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最重要的三位先驱人物是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和延平人李侗,他们都属于当时的南剑州,故称“南剑三先生”。福建本土的学术资源比较简陋,南剑三先生的贡献是从中原地区引进了二程的洛学,并初步本土化,搭起了闽学的框架。

  杨时向北宋道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问学,学成辞归,程颢送之出门,对坐客说:“吾道南矣!”杨时携洛学入闽,授徒讲学,创立了闽学的基础,被誉为闽学鼻祖。他身为朝廷高官,年寿又高,活了83岁,所以门生众多,达千余人,沙县人罗从彦和崇安人刘勉之都厕身其中。罗从彦是最能光大师门学说的弟子,但他只做过博罗县主簿,官职低微,弟子寥落无几,其中就有朱熹之父朱松和延平人李侗。幸好有了李侗,能传其衣钵。然而李侗更落魄,什么官也没做,隐士般修身养性,身居草野,怡然自乐,一生不著书,不作文,门下无人。杨时从中原千辛万苦继承来的道统日渐衰微,仅存一息,眼看就要中断。这时出现了朱熹。

  朱熹24岁时,首次拜访李侗;33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成为杨时的三传弟子。道统入闽,闽学理所当然变成学术正宗。然后,朱熹以他的旷世天才,大力著述、讲学、论辩,构筑起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中古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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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误读的思想家

  朱熹奉母来到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的时候,只有15岁,刘子羽为他们孤儿寡母筑室于此。为了表示不忘本,朱熹将祖籍徽州紫阳山的名字借来,命名紫阳楼。他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求学、思考和创造。他在五夫里待的时间,前后跨度40年,是最长久的一次定居。

  五夫里可不是寻常的村落,它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故乡。我们不能不佩服朱松的远见卓识,临死之前,他交代妻儿投奔崇安五夫里。他和五夫里的学者群交谊深厚,已经在这里为朱熹日后的成长准备了一切:托孤于刘子羽,学业则托付于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翬三位老师。五夫里的学者们齐心协力,竭其所能,塑造了朱熹最初的精神世界。后来,刘勉之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朱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福建。他从政的时间只有7年,从这个记录看,朱熹的确不是爱做官的人。宋代有一种特殊的名义官职,叫奉祠,意为管庙,给薪水而不必干活,住地听便,原来用于安顿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官僚。朱熹一生奉祠12次,共21年10个月。祠官收入低,然而有足够的活动自由。朱熹在福建各地建了许多书院,研究和讲学。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问最渊博的一人,著述十分宏富,经史子集,四部齐备,据周予同考辨,共126种。影响最大的当为《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今人一般认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个完整严谨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理,主张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他的意思是,总合天地万物,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但这些具体事物的理不过是那个统一的理的体现。正如释家所说的,万川明月,其实只是天上那轮明月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在认识论上,格物致知,就是穷究天理和物理。

  在伦理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许多人把“灭人欲”当成朱熹主张禁欲的证据,这实在是对他学说的误解。朱熹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又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事实上,朱熹认为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就是天理,他反对的是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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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今人偶有对于朱熹学说的反感,大半由于它是一种官方哲学,被利用和庸俗化。这不能由朱熹负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从不刻意迎合统治者的爱好。他上朝奏事,有人劝道:“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他果然这样说。帝王不喜欢他的理论,他就离开庙堂,在民间讲学传播。朱熹生前,他的学说不但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受到迫害。他曾经勇敢地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宋宁宗即位后,先是右丞相赵汝愚和权臣韩侂胄政治斗争失败,罢相出朝,不久贬死衡阳。朱熹等道学家因为常赞许赵汝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当道炮制出一份包括赵汝愚、朱熹、彭龟年、吕祖谦等59人的黑名单,名为“伪学逆党籍”。这个事件,史称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是政治对学术的无端迫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家属子女被剥夺了仕进的机会,还要忍受种种社会歧视。政治高压下,朱熹学派受到沉重打击,首徒蔡元定被遣送道州(今湖南道县)编管,步行3000里到达贬所,双脚流血,一年后病逝;弟子有的托辞去归,有的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然而,学派并没有垮掉,其核心成员继续追随他们的导师,甚至还有个别学者不顾危险前来问学。例如黄士毅,就在这时候从江苏徒步入闽,师事朱熹。

  作为“伪学逆党”的领袖,朱熹此时已是68岁高龄,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也曾数次离开建阳考亭,四处避难。《古田县志·流寓》:“宋庆元间,紫阳朱子避伪学禁,逆寓而讲学之区。”《霞浦县志·流寓》:“紫阳朱子,庆元间以伪学禁避地于闽,至长溪,住黄干、杨楫家。”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说长乐龙峰书院:“朱子避伪学寓此。”又说朱熹到闽清:“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其于闽清凡数至,所历名胜题识殆遍。”……

  在最危难的时刻,福建各地不理会朝廷的旨意,这块土地张开臂膀,欢迎自己的思想家。日后,许多偏僻小县的书院都骄傲地声称,这位大贤曾经是他们的老师,纷纷立祠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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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死,凛凛犹生

  “熹今岁益衰,足弱不能自随,两胁气痛,攻注下体,结聚成块,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亲旧凋零,如蔡季通(元定)、吕子约(祖俭)死于贬所,令人痛心,益无生意,决不能复支久矣。”朱熹的自述,让我们感到了一个心力交瘁的老人的绝望。垂暮之年,苦病之身,还被逼得东逃西窜,背井离乡,实在令人心酸。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死的时候,他的学说仍然被禁。按《宋史》本传,当局已经命令地方长官布控,严密监视“伪学”党徒聚会。然而,他的不少门徒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避危险,从四方赶来为老师送殡。《宋元学案补遗》说:“时伪学禁,会葬者六千人。”考虑到建阳这个山区小县,交通不便,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死后,韩侂胄意识到对道学的打击不得人心,悄悄弛禁。一些被革职的朱熹门人也逐渐复官。在朱熹第一代门人的不懈努力下,宋朝廷开始缓慢地为朱熹学派恢复名誉。最重大的转折发生于元代。1313年,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规定第一二场考试限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出,诠释以《四书集注》为主。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朱熹对儒家经典章句的注释一直成为科场试士的科目。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官方意识形态。闽学挟朝廷之力风靡天下,以至人们说:“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朱熹的地位直线上升,直逼孔老夫子。

  朱熹将福建文化推向顶峰,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走向,这是一个学者所能做到的最大事功。至于朱熹对于福建史的深刻影响,要而言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大增进了福建文化的思考深度和理论兴趣;其次是开创了福建高度重视书院讲学和讨论的教育传统。朱熹之后,没人敢说福建是蛮荒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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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谏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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