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他的父亲朱松时任尤溪县尉，写信给岳父祝公报喜时，只有简单几句：“松奉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时免娠，生男子，幸皆安乐……”生逢乱世，朱松没想过儿子日后会成为文公，三天后的洗儿礼上，他倒指望这孩子长大后当兵打仗，其《南溪洗儿二首》云：“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儒冠?”

　　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风云际会，需要许多物质和文化条件。我们只能说，朱熹生逢其时。

　　闽学兴起的际会

　　唐以前，福建在全国毫无地位，是遥远的化外之境。唐代50多位闽籍进士，除了欧阳詹，绝大多数表现平平，没有一流的人物。进入宋代，福建默默积蓄了1000多年的惊人能量，突然爆发。一向受中原地区忽视的蛮荒之地，转瞬间成为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在科举考试中，福建士子的出众表现，让人惊叹。美国学者贾志扬依据全国地方志统计，两宋合计28933名进士，福建占7144名，排名全国第一，其进士数竟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接近四分之一。宋代的闽北文化极其发达，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仅浦城一县就出了122位进士，4位状元，8位宰相。

　　最重要的，不是科举，不是官僚，而是创造性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福建诞生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这是一个由个人的天才和人格魅力凝聚起来的学派，称朱子学派。这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性的学派，人们又称其为闽学。然而，这个学派的学说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中国社会六七个世纪之久。

　　朱熹不是横空出世，在他之前，福建的其他学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最重要的三位先驱人物是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和延平人李侗，他们都属于当时的南剑州，故称“南剑三先生”。福建本土的学术资源比较简陋，南剑三先生的贡献是从中原地区引进了二程的洛学，并初步本土化，搭起了闽学的框架。

　　杨时向北宋道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问学，学成辞归，程颢送之出门，对坐客说：“吾道南矣!”杨时携洛学入闽，授徒讲学，创立了闽学的基础，被誉为闽学鼻祖。他身为朝廷高官，年寿又高，活了83岁，所以门生众多，达千余人，沙县人罗从彦和崇安人刘勉之都厕身其中。罗从彦是最能光大师门学说的弟子，但他只做过博罗县主簿，官职低微，弟子寥落无几，其中就有朱熹之父朱松和延平人李侗。幸好有了李侗，能传其衣钵。然而李侗更落魄，什么官也没做，隐士般修身养性，身居草野，怡然自乐，一生不著书，不作文，门下无人。杨时从中原千辛万苦继承来的道统日渐衰微，仅存一息，眼看就要中断。这时出现了朱熹。

　　朱熹24岁时，首次拜访李侗;33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成为杨时的三传弟子。道统入闽，闽学理所当然变成学术正宗。然后，朱熹以他的旷世天才，大力著述、讲学、论辩，构筑起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中古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

　　被误读的思想家

　　朱熹奉母来到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的时候，只有15岁，刘子羽为他们孤儿寡母筑室于此。为了表示不忘本，朱熹将祖籍徽州紫阳山的名字借来，命名紫阳楼。他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求学、思考和创造。他在五夫里待的时间，前后跨度40年，是最长久的一次定居。

　　五夫里可不是寻常的村落，它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故乡。我们不能不佩服朱松的远见卓识，临死之前，他交代妻儿投奔崇安五夫里。他和五夫里的学者群交谊深厚，已经在这里为朱熹日后的成长准备了一切：托孤于刘子羽，学业则托付于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翬三位老师。五夫里的学者们齐心协力，竭其所能，塑造了朱熹最初的精神世界。后来，刘勉之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朱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福建。他从政的时间只有7年，从这个记录看，朱熹的确不是爱做官的人。宋代有一种特殊的名义官职，叫奉祠，意为管庙，给薪水而不必干活，住地听便，原来用于安顿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官僚。朱熹一生奉祠12次，共21年10个月。祠官收入低，然而有足够的活动自由。朱熹在福建各地建了许多书院，研究和讲学。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问最渊博的一人，著述十分宏富，经史子集，四部齐备，据周予同考辨，共126种。影响最大的当为《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今人一般认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个完整严谨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理，主张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他的意思是，总合天地万物，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但这些具体事物的理不过是那个统一的理的体现。正如释家所说的，万川明月，其实只是天上那轮明月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在认识论上，格物致知，就是穷究天理和物理。

　　在伦理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许多人把“灭人欲”当成朱熹主张禁欲的证据，这实在是对他学说的误解。朱熹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又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事实上，朱熹认为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就是天理，他反对的是纵欲。

　　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今人偶有对于朱熹学说的反感，大半由于它是一种官方哲学，被利用和庸俗化。这不能由朱熹负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从不刻意迎合统治者的爱好。他上朝奏事，有人劝道：“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他果然这样说。帝王不喜欢他的理论，他就离开庙堂，在民间讲学传播。朱熹生前，他的学说不但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受到迫害。他曾经勇敢地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宋宁宗即位后，先是右丞相赵汝愚和权臣韩侂胄政治斗争失败，罢相出朝，不久贬死衡阳。朱熹等道学家因为常赞许赵汝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当道炮制出一份包括赵汝愚、朱熹、彭龟年、吕祖谦等59人的黑名单，名为“伪学逆党籍”。这个事件，史称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是政治对学术的无端迫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家属子女被剥夺了仕进的机会，还要忍受种种社会歧视。政治高压下，朱熹学派受到沉重打击，首徒蔡元定被遣送道州(今湖南道县)编管，步行3000里到达贬所，双脚流血，一年后病逝;弟子有的托辞去归，有的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然而，学派并没有垮掉，其核心成员继续追随他们的导师，甚至还有个别学者不顾危险前来问学。例如黄士毅，就在这时候从江苏徒步入闽，师事朱熹。

　　作为“伪学逆党”的领袖，朱熹此时已是68岁高龄，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也曾数次离开建阳考亭，四处避难。《古田县志·流寓》：“宋庆元间，紫阳朱子避伪学禁，逆寓而讲学之区。”《霞浦县志·流寓》：“紫阳朱子，庆元间以伪学禁避地于闽，至长溪，住黄干、杨楫家。”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说长乐龙峰书院：“朱子避伪学寓此。”又说朱熹到闽清：“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其于闽清凡数至，所历名胜题识殆遍。”……

　　在最危难的时刻，福建各地不理会朝廷的旨意，这块土地张开臂膀，欢迎自己的思想家。日后，许多偏僻小县的书院都骄傲地声称，这位大贤曾经是他们的老师，纷纷立祠纪念。

　　公死，凛凛犹生

　　“熹今岁益衰，足弱不能自随，两胁气痛，攻注下体，结聚成块，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亲旧凋零，如蔡季通(元定)、吕子约(祖俭)死于贬所，令人痛心，益无生意，决不能复支久矣。”朱熹的自述，让我们感到了一个心力交瘁的老人的绝望。垂暮之年，苦病之身，还被逼得东逃西窜，背井离乡，实在令人心酸。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死的时候，他的学说仍然被禁。按《宋史》本传，当局已经命令地方长官布控，严密监视“伪学”党徒聚会。然而，他的不少门徒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避危险，从四方赶来为老师送殡。《宋元学案补遗》说：“时伪学禁，会葬者六千人。”考虑到建阳这个山区小县，交通不便，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死后，韩侂胄意识到对道学的打击不得人心，悄悄弛禁。一些被革职的朱熹门人也逐渐复官。在朱熹第一代门人的不懈努力下，宋朝廷开始缓慢地为朱熹学派恢复名誉。最重大的转折发生于元代。1313年，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规定第一二场考试限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出，诠释以《四书集注》为主。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朱熹对儒家经典章句的注释一直成为科场试士的科目。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官方意识形态。闽学挟朝廷之力风靡天下，以至人们说：“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朱熹的地位直线上升，直逼孔老夫子。

　　朱熹将福建文化推向顶峰，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走向，这是一个学者所能做到的最大事功。至于朱熹对于福建史的深刻影响，要而言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大增进了福建文化的思考深度和理论兴趣;其次是开创了福建高度重视书院讲学和讨论的教育传统。朱熹之后，没人敢说福建是蛮荒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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