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

　　咸平之治指的是北宋宋真宗咸平(998年-1003年)年间出现的治世。

　　宋真宗赵恒统治时期，勤于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注意节俭，铁制工具制作技术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占城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侵宋，宋朝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迁都躲避，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订立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

　　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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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宗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初名赵德昌，后改赵元休、赵元侃。历封韩王、襄王和寿王，曾任开封府尹。

　　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赵恒即位。

　　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景德元年(1004年)，辽朝入侵，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赵恒亲征，双方会战距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三百里外之澶渊，局势有利于北宋，但因赵恒惧于辽的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互有胜负，不顾寇准反对，以每年给辽一定金银为“岁币”于澶渊定盟和解，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赵恒在位后期，任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荧惑朝野，赵恒也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使得北宋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

　　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葬永定陵。后累加谥至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赵恒好文学，善书法。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即出自他，其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治理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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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理念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2]

　　其次，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

　　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

　　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

　　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知人善任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谨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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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1004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田赋改革

　　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开封府所属的17个县都遭遇了大旱。当时主持开封府工作的正是宋真宗。那时的宋真宗很想做出一些成绩。看到天气大旱，百姓艰难，他就大发慈悲地把这17个县的田赋都免掉了，并且上报了宋太宗。可是不久，就有人告了他一状，说下面的旱灾没那么严重，这么做纯粹就是收买人心。

　　宋太宗原本就是个多疑的人。活着的时候失去权力，那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马派人下去调查。宋太宗有九个儿子，未必只有三子赵恒可以继任。

　　其中有一个官员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县的灾情，比开封府上报的要严重的多，开封府对这些县的田赋，减免的还远远不够。他的举动使当时那位惶恐的赵恒非常感动，最终他是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

　　这位官员就是王钦若，投机眼光独到。做了皇帝的宋真宗没有忘记他，上任不久就把王钦若调到京城总部任职(三司判官)。王钦若有个同事叫毋宾古。他有一次对王钦若说，各地种田的人，拖延了大量未缴的田赋，有的已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年积一年，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宋真宗看了报告，于是急召王钦若商量此事。

　　公元998年5月(咸平元年4月)，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

　　减免赋役

　　咸平元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王钦若听到立即命人统计好有关数据，抢在毋宾古之前向真宗上奏要求免除这些赋税。真宗看到奏折后大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宋真宗在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凡往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除。而因为欠税被抓进监狱的人，也一律释放。并且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共释放在押囚犯三千余人。

　　又在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亲自审问因拖欠官府钱财而被捕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共释放2600余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

　　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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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真宗二年(999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公元1009年，北宋繁华似锦。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

　　公元1009年，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辽、夏，云南的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于阗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属于哈拉汗朝)。 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等多个政权并立。而1004年前，北宋的周边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宋辽关系。

　　1004年九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侵入宋境，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前，辽曾提出和约，宋真宗选择了战争。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登临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展开和谈。

　　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给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因而澶渊之盟是宋辽地缘政治平衡的产物。

　　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于是，辽朝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辽朝铁骑不再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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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初名赵元侃。登基前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和寿王，公元997年登基，在位25年治理有方，国家日臻昌盛，史称“咸平之治”。历数两代三百年间，尤其北宋，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原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国都东京(又称汴京，即现今开封)更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会。

　　当时的东京城常住人口150万，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东京梦华录》描述东京：“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举凡南北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服饰，无非天下之奇。”真乃一幅繁荣景象。由於宋朝强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来华的外国人无论是国别还是数量都超过唐朝，开封成为全球拥有外国侨民最多的国都。这些外来新移民有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鲜、日本等国，还有的从非洲、欧洲等地远道而来，他们的身份包括驻华使臣、武士、僧侣、教徒、商贾、猎手、艺人、奴婢和留学生各色人等，生动展示了文化交流与中外融合促成的文明进程。也有不少宋朝官员和商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时宋代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宋朝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穆斯林，他们在东京一住就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在此传宗接代繁衍生息，于是就有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之说，开封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还纷纷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开放的大宋不搞种族歧视，允许穆斯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照样可以与汉人一样获取功名，封官进爵。连一些讲究诚信的穆斯林商人由於经商有道，对发展宋朝的国际贸易做出贡献，也被朝廷破格录用，授予官职。为此，当时开封城还兴建了很多规模不小和穆斯林公共墓地。

　　当时东京还生活著一支庞大的犹太人群体，东京老百姓因为对犹太人不甚了解，鉴於他们在宰杀牛羊时有剔除脚筋的习俗，就称其为“挑筋教”，也有人叫他们蓝帽回回、天竺人。在民族大融合的宋代，开封的犹太人享受到与汉人一样的自由，不少人还通过科举考试升为官员。犹太人很乐于在开封世代繁衍，以至到19世纪后期开封还保留著犹太会堂。犹太人能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宋朝繁衍生息，是犹太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宋时宁波一跃成为全国三大口岸之一，开封的不少犹太人也常常奔波於汴甬之间，甚至选择在风光秀丽的宁波落户。所以甬城也有犹太人的后裔，一千年后的今天，甬汴两地的渊源仍很密切。

　　由于国势强盛，每年有大量的洋人涌入宋朝，到中原朝拜、经商或定居，宋人在世界各地也受到热烈欢迎。《清波杂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曰度种”。此文叙述了日本妇女乘船来中国，在国都汴梁，日本女子向宋朝度种的事也屡见不鲜，虽然官方文件语焉不详，但一些野史和宋人笔记对此均有描述。

　　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也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说当时西域的回鹘族女子有出嫁前先与汉人同居的传统。回鹘女人还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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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系列惠民政策后，宋代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首先，人口上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是400万户，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是686万户，增长了46%。

　　农业上，亩产数从唐代2石提升到3石，垦田数更是从太宗至道三年的312，520，000亩增加到524，758，432亩，突破唐代最高值5亿亩。 并组织编撰了专门的农业法规《景德农田敕》。

　　商业方面，明确各种商业税规定，做出弛禁通商的决定，使得宋朝政府的禁榷和商业税收入暴涨，逐渐取代农业税成为宋朝政府税收的最大来源。

　　司法方面，严令禁止严刑逼供，废除了很多酷刑(如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并在京师成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建立了司法复核制度，允许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

　　社会救济上，建立常平仓。和后来的义仓成为政府灾年救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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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平之治是在吸取了五代更迭迅速的教训的基础上，对新政权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短命王朝的命运，而且在军事、 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开创了历史新局面。不过咸平之治的主要措施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宋朝出现的具体问题上，但到真宗朝后期，并未适应时代变化对宋朝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谨守成宪 , 不思更革”，反而导致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已经显现的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北宋王朝日渐衰败的主要原因。

　　在政治上

　　权力过分集中，结果只中央有权而地方无权，皇帝有劝而百官无权，这便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和官员的积极性，使“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 ”出现了大量的新机构和新官员，形成了机构重叠、系统紊乱、名实不符的官制结构，结果遇事推诿，行政效率低，严重影响国家机器有效运转。

　　在军事上

　　为防止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实行“更戍法”，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失灵，战斗力越来越弱的后果。尤其是养兵之策带来的后患更为明显，将大批饥民拉入军队，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还造成了冗兵冗费的恶果。

　　治国思想上

　　痴迷道教，东封西祀。黄老思想强调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反映到政治上表现为墨守成规，因循持重，反对生事，力求“苛守祖宗成法”。因而当面对内政不肃、社会矛盾激化、外敌扰边的严重局面时，黄老思想只能是统治者作为逃避现实，不思革新的借口。起掩盖统治者因循苟且行为的作用。北宋社会也因此产生一种颓废的社会风气：“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人人因循，不复奋励”。

　　而宋真宗东封西祀的直接后果是使北宋付出了国库耗费过半的沉重代价，将北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以及真宗前期十多年来的积蓄消耗殆尽，遂至“海内虚竭”。

　　后人总结

　　宋仁宗庆历初年，枢密副使富弼对真宗朝咸平之治的问题进行了如下描述：“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刚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安然奉行，不思革。至使民力殚竭，国用乏匮，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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