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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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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年)、王袆(1321~1373年)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明太祖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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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二十四史中记述元朝历史的史书

《元史》简介:二十四史中记述元朝历史的史书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年)、王袆(1321~1373年)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元朝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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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明太祖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元史》依据上述材料成书,因而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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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二十四史中的《元史》记述了哪些具体内容

  《元史》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这是因为元世祖元顺帝在位时间都长达三十多年,原始史料丰富,所以对他们的记述就比较详细。这体现了《元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材料多就多编,材料少就少编。像蒙古建国前后的史料不多,那时《元朝秘史》尚未译出,因此,成吉思汗蒙哥的本纪就只各有一卷。

  《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元代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的。《地理志》是根据《大元一统志》,《河渠志》是根据《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编撰的。而今,《大元一统志》等书已经散佚,《元史》中保存了这些书的内容,史料价值就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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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

  《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

  《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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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的编纂过程:有哪些人参与了元史的编纂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修史工作,他即位的当年,即元朝灭亡的当年,1368年,便下诏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学家宋濂是主要负责人。这次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仅用了188 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这次修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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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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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的版本历史:元史有着几种不同的版本?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1370)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

  清朝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个版本是《元史》最差版本之一。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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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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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存在的问题:史料的收集存在着极大的障碍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而且出于众手,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同时也因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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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不过,由于《元史》的编纂距元朝灭亡只有一两年时间,元朝的一些史料,当时还没有得到。像大将常遇春攻克开平,俘获元顺帝北逃时带走的史料,因是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已二次修成。这些史料就来不及引用了。又因当时的编纂人不懂蒙古文,考订的功夫也不够,造成《元史》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应立传而无传,甚至开国勋臣的传记也有缺略;有的一个人立有两传。至于史实错误,译音不统一等,就更不胜枚举。因此,阅读《元史》,应参考《元朝秘史》、《新元史》等书籍。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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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的历史评价:该如何评价二十四史中的元史

  《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他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明朝的徐一夔也说:顺帝在位三十六年的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没有参考书,只凭采访写成,恐怕史事未必核实。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它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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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族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但这些保留或增加的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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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他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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