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史之乱的滔天巨浪中，崔国辅的名字如同惊涛中的一叶扁舟，虽未显赫于沙场征伐，却以其文人风骨与政治操守，在唐代诗坛与仕途间留下独特印记。这位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关键诗人，其人生轨迹与安史之乱的爆发紧密交织，成为观察乱世文人命运的重要样本。
仕途起落：从吴郡才子到集贤直学士
崔国辅的仕途始于开元年间，其早年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据《唐才子传》记载，他“少负才名，与储光羲、王昌龄等友善”，天宝元年（742年）以诗赋甲科登进士第，授山阴尉。在任期间，他以“简政宽刑”著称，曾写下“妾恨良人者，不营日月升”的诗句，反映其关注民生的政治理念。
天宝十一载（752年），崔国辅擢升为许昌令，次年入朝为集贤院直学士，参与编纂《四部书目》。这一时期，他与李白、杜甫等诗坛巨擘交游唱和，其《赠李十二白》中“凉风八九月，白露满空庭”的诗句，展现出盛唐文人特有的清丽诗风。此时的崔国辅正值仕途顺遂，却不知一场改变大唐国运的叛乱正在酝酿。
乱世抉择：坚守与逃亡的生死博弈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时任晋陵司功的崔国辅正身处叛军南下要冲，面对突如其来的战火，他做出三个关键抉择：其一，拒绝伪职，将官印沉入河中，以明心志；其二，保护《四部书目》木板，率典籍南迁；其三，变卖家产赈济流民，写下“兵戈纷扰及岁晏，霜雪凋零催年衰”的悲怆诗篇。
至德二载（757年），崔国辅辗转至凤翔行在，面见肃宗呈上《平叛十策》，提出“抚辑流亡，整饬纲纪”的治国方略。其政治智慧在《讨逆檄文》中显露无遗：“逆胡安禄山，本蕃将贱类，敢称伪号，罪在不赦。”这份檄文后来成为唐军平叛的重要舆论武器。
诗风嬗变：从盛唐气象到乱世哀音
安史之乱成为崔国辅诗歌创作的分水岭。其前期作品如《小长干曲》“月暗送湖风，相寻路不通”延续了南朝乐府的清丽婉约；后期创作则陡然转向沉郁顿挫，《宿郑州》中“孤灯照黄卷，坐冷不知晨”的诗句，深刻反映了乱世文人的精神困境。
这种转变在《赠李仓曹》中达到顶峰：“兵尘暗天起，豺虎纷交驰。怀书出门去，千里艰险岐。”诗中既有对“开元全盛日”的追忆，又饱含对“天地一翻覆”的悲叹，堪称安史之乱时期文人心态的缩影。
历史回响：乱世文人的精神标本
崔国辅在安史之乱后的命运颇具戏剧性。乾元二年（759年），他因“坐事贬竟陵司马”，表面是贬谪，实则是政治清算的牺牲品。在竟陵期间，他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文学泉”，并写下《陆羽泉铭》，以“楚水猗兰，清风自远”赞颂茶圣陆羽，实则暗含对自身境遇的感慨。
大历年间，崔国辅虽获起复为礼部员外郎，但其政治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建中元年（780年），这位历经五朝的诗人卒于任上，其墓志铭仅存“有文集二十卷”的简短记载，却掩盖不了他在乱世中的文化坚守。
崔国辅的一生，恰似安史之乱时期文人的命运写照：他们既无法像郭子仪、李光弼那样金戈铁马，亦难以如李白、杜甫般以诗笔记录时代，却在政治操守与文化传承间走出独特道路。当我们在千年后重读“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的诗句时，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人心中不灭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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