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秦、赵、魏、韩四国发动“五国伐齐”，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齐国都城临淄，五年内连下齐国70余城，齐国仅剩莒、即墨二城。然而，这场看似决定性的战争最终未能彻底灭亡齐国，反而使齐国在秦灭六国战争中成为最后覆灭的诸侯国。这一历史悖论的背后，是战略目标分歧、地缘政治制衡与军事策略失误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联军内部的战略分裂：利益分配的致命矛盾
五国伐齐的联军本质是临时拼凑的“利益共同体”，各国参战动机迥异，导致战略目标无法统一。燕国作为主谋，其核心诉求是复仇雪耻，乐毅率军攻破临淄后，将齐国财宝礼器尽数运往燕国，甚至在齐地实施“减赋税、废苛政”的怀柔政策，试图长期占领齐国。然而，秦、赵、魏、韩四国的目标截然不同：秦国旨在削弱齐国以解除东进障碍；赵国希望夺取齐国边境的昌城、高堂等地；魏国则觊觎齐国五都之一的平陆。
这种利益分歧在战争后期迅速显现。当乐毅攻占临淄后，秦国立即转而攻占原宋国领土陶邑，赵国夺取阳晋，魏国控制宋地，四国军队陆续撤离齐国战场。乐毅虽率燕军继续作战，但已陷入“孤军深入”的困境。齐国仅剩的莒、即墨二城，因地处偏远且储备充足，成为燕军无法逾越的屏障。
二、地缘政治的制衡效应：秦国的战略牵制
齐国能苟延残喘60余年，秦国的地缘战略起到关键作用。战国后期，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策略，将齐国作为牵制三晋（赵、魏、韩）和楚国的“东方屏障”。若齐国过早灭亡，秦国将直接暴露于三晋的军事压力之下。因此，秦国虽参与五国伐齐，却始终保留实力，甚至在战争后期主动转移目标，避免齐国被其他诸侯吞并。
这种制衡效应在齐国复国后愈发明显。齐国采取“事秦谨”的外交策略，与秦国保持表面友好，同时坐视秦国蚕食三晋和楚国。秦国为维持战略平衡，默许齐国偏安东海。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齐国因地理位置远离秦国，且秦国需其作为战略缓冲，得以在战国末期幸存。
三、齐国的军事韧性：五都制与名将效应
齐国能长期抵抗联军进攻，得益于其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齐国实行“五都制”，除都城临淄外，还在莒、即墨、平陆、阿等地设立军事重镇，储备精锐部队和物资。这种分散部署的策略使齐国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使临淄失守，仍能依托五都组织有效抵抗。
乐毅攻齐时，莒、即墨二城因地处齐国东南沿海，远离主战场，且城防坚固、粮草充足，成为齐国最后的堡垒。齐国将领田单在即墨城下施展“火牛阵”，以两千头火牛冲击燕军阵营，一举收复失地七十余城，正是利用了五都制的防御优势。此外，齐国虽在五国伐齐中损失惨重，但仍有名将田单、淖齿等人才可用，而燕国在乐毅被撤职后，再无能与之匹敌的统帅，进一步削弱了灭齐的可能性。
四、燕国的战略短视：怀柔政策的双重困境
乐毅在齐国实施的怀柔政策，虽短期内瓦解了齐国部分地区的抵抗意志，却暴露了燕国的战略短视。乐毅认为“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民心不服，就是全部占领了齐国，也无法巩固”，因此对已占领的齐国城池“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然而，这种策略导致燕军陷入两难：若长期围困莒、即墨，需分兵驻守已占领的城池，兵力分散；若强行攻城，则可能激化齐国军民的抵抗情绪，前功尽弃。
更致命的是，燕昭王去世后，新君燕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将。骑劫一改乐毅的怀柔政策，对齐国军民实施残酷镇压，反而激发了齐国人的同仇敌忾。田单利用燕军暴行，散布“齐国士兵的祖先灵魂将助战”的谣言，成功动员即墨军民死战到底。这一转折点证明，燕国的战略摇摆和内部矛盾，是导致灭齐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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