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在湖湘大地的青山绿水间，一对父子以学术为炬火，以书院为阵地，开创了影响中国思想史八百余年的湖湘学派。胡安国（1074—1138）与胡宏（1105—1161）父子，以“经世致用”为纲，以“心性之学”为骨，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外开辟出第三条理路，其学术思想不仅重塑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传统的重要源头。
一、从闽北到湘潭：战火中的学术迁徙与书院奠基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中原板荡。1129年，胡安国携幼子胡宏避乱南迁，在湘潭碧泉村发现“清泉暗涌，汩汩不息”的碧泉潭，遂依山筑室，创建碧泉书堂。这一选址绝非偶然：隐山清幽的地理环境，暗合了胡氏父子“静中体认天理”的学术追求；而湘潭地处湘江要冲的区位优势，又为其传播学说、培育人才提供了便利。
胡安国本为北宋经学大家，师承“程门四先生”之一的杨时，深得二程理学真传。他撰写的《春秋传》，以“明君臣大义”为核心，将《春秋》笔法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智慧，被宋高宗誉为“得圣人之旨”，成为南宋科举取士的官方教科书。这种“以经解史、以史证经”的治学方法，为湖湘学派注入了“经世致用”的基因。
1138年胡安国去世后，胡宏承父业扩建书堂为碧泉书院，并作《碧泉书院上梁文》明志：“愿秉先君遗训，以传道济民为任。”此时的书院已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以《春秋传》《知言》为教材，以“明理、修身、经世”为纲目，培养既通经史又善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与当时盛行的“空谈性理”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二、性本论：突破程朱与陆王的第三条理路
胡宏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以“性”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针对程朱理学“天理为本”与陆王心学“心即理”的对立，他提出“性者，万物之源也”的命题，认为“性”既非外在的“理”，亦非内在的“心”，而是超越主客对立的终极实在。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知言》中：
性无善恶论：胡宏打破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二元对立，主张“性无善恶，惟其出入而已”。他认为人性如水，本无清浊，善恶取决于后天引导。这一观点为个体道德修养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性，也暗含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
天理人欲同体论：针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胡宏提出“性含情，情通性”的命题，认为人的正当欲望是“性”的自然流露，关键在于“发而中节”。这种思想既保留了理学的道德约束，又为人的现实需求留出空间，体现了儒家“中庸”智慧的现代转化。
知行互发论：胡宏强调“知之实必在行”，认为“未尝不能行而能知者”。他批评当时学者“终日危坐，口诵仁义”，却“不知稼穑之艰难”，主张学问必须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这种知行观，成为后世王夫之“行可兼知”思想的先声。
三、从书院到朝堂：湖湘学派的经世实践
胡氏父子的学术思想，通过碧泉书院、文定书堂等教育平台迅速传播。胡宏弟子张栻（1133—1180）在长沙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将“性本论”与“经世致用”结合，形成“传道济民”的湖湘学风。朱熹曾盛赞：“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湖湘学派的经世传统，在南宋后期产生深远影响：
抗金图存：胡宏弟子吴猎任四川安抚使时，改革军制、整顿财政，使“蜀地大治”，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战。
理学传播：张栻与朱熹的“朱张会讲”，推动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务实不务虚”的学风深刻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教育。
人才辈出：从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再到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湖湘学者始终以“救时匡国”为己任，形成“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四、历史回响：湖湘学派的现代价值
八百余年后，胡安国、胡宏父子的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当代社会，其“性本论”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提供启示，“天理人欲同体论”为平衡物质与精神需求指明方向，“知行互发论”则为破解“知易行难”的困境提供方法论支持。
2020年，湘潭市重启碧泉书院修复工程，拟重建“本心亭”“知言堂”等历史建筑，并设立湖湘文化研究中心。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经世致用”传统的传承。正如胡宏在《本心亭记》中所言：“仰望先君，智之不及至远也，然守遗体，奉遗训，期确然自守，不敢与流俗同没。”这种坚守道义、勇于担当的精神，正是湖湘学派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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