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韩侂胄与史弥远两位权臣的权力更迭，不仅深刻改变了朝廷政治格局，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截然不同的评价。韩侂胄以“主战派”形象闻名，却因北伐失败遭史弥远暗杀；史弥远通过政变上位，以“主和派”姿态主导南宋政局二十余年。两人的政治生涯交织着爱国情怀与权谋算计，其历史评价亦因时代视角的差异而褒贬不一。
一、权力崛起：外戚与科举的双重路径
韩侂胄出身相州韩氏，其曾祖父为北宋名相韩琦，母亲是宋高宗吴皇后之妹。凭借外戚身份与恩荫制度，他早年任汝州防御使、閤门知事，逐渐接近权力中心。1194年，韩侂胄联合宗室赵汝愚发动“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由此开启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通过掌控台谏系统，驱逐赵汝愚等政敌，最终官至平章军国事，位极人臣。
与韩侂胄的家族荫庇不同，史弥远走的是科举入仕之路。作为宰相史浩之子，他于1187年考中进士，历任大理司直、太常寺主簿等职。尽管早期仕途平缓，但1205年韩侂胄掌权后，史弥远因支持北伐议和政策迅速升迁，三年内从六品司封郎中跃升至三品礼部侍郎。这种“火箭式”提拔，既暴露了韩侂胄用人失察，也为史弥远日后的政变埋下伏笔。
二、政治博弈：主战与主和的路线之争
韩侂胄掌权后，以“恢复中原”为旗号，展开一系列激进改革：他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爵位，将理学斥为“伪学”，史称“庆元党禁”。这些举措虽打击了投降势力，却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1206年，韩侂胄贸然发动“开禧北伐”，初期收复泗州、虹县等地，但因西线主帅吴曦叛变、东线统帅郭倪轻敌冒进，最终导致宋军全线溃败。金国趁机反攻，逼近长江防线，韩侂胄的军事冒险陷入绝境。
面对北伐失败，史弥远展现出政治投机者的敏锐。他早对韩侂胄专权不满，更因1199年立后事件结怨——韩侂胄曾反对杨桂枝为后，而杨皇后正是史弥远政变的关键盟友。1207年，金国提出“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条件，史弥远立即联合杨皇后、皇子赵询等人伪造密旨，指使殿前司公事夏震在玉津园槌杀韩侂胄，并将其首级送往金国。这一事件标志着南宋政治从“主战”向“主和”的彻底转向。
三、执政后果：短期稳定与长期积弊
史弥远掌权后，迅速恢复秦桧爵位，签订屈辱的“嘉定和议”：南宋岁币增至30万贯，另付300万两犒军银，宋金关系从“叔侄之国”降为“伯侄之国”。尽管这一和议换来短期和平，却让南宋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史弥远为巩固权力，大肆任用亲信，排斥异己，甚至伪造宁宗遗诏，废黜皇子赵竑，改立理宗赵昀，破坏了皇位继承制度。
在经济领域，史弥远的政策堪称灾难。为弥补财政赤字，他滥发纸币“会子”，导致币值暴跌、物价飞涨。1232年，会子流通量达2.29亿贯，较1208年增长近20倍，民间“弃钱用帛”现象普遍，经济濒临崩溃。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与韩侂胄北伐的军事冒险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暴露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
四、历史评判：忠奸之辨与时代视角
后世对韩侂胄与史弥远的评价充满争议。元代修《宋史》时，将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主要因其禁绝理学、贸然北伐；而史弥远虽未入《奸臣传》，但《宋史·史弥远传》直言其“擅权用事，专任俭壬”。这种差异折射出理学正统化的历史背景——韩侂胄打击的朱熹学派，在元代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历史形象自然被刻意贬低。
然而，若以现代视角审视，两人的行为均具有复杂性：韩侂胄的北伐虽仓促，却体现了南宋士大夫收复失地的普遍诉求；史弥远的政变虽卑劣，却避免了南宋因韩侂胄的固执而亡国。金章宗追封韩侂胄为“忠缪侯”，称其“忠于其国，缪于其身”，恰是对这种矛盾性的精准概括。而史弥远死后谥号“忠献”，与秦桧相同，则暗示了后世对其“媚外误国”本质的清醒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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