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思想领域随之迎来空前繁荣。以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学派为代表的“百家争鸣”，构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石。这些学派的核心主张既相互碰撞，又彼此渗透，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一、儒家：以“仁”为本的伦理政治体系
儒家以孔子为创始人，孟子、荀子为重要发展者，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主张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原则建立和谐社会；其“礼”的思想则强调通过礼仪规范约束行为，实现“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进一步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具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反对不义战争。荀子虽提出“性恶论”，但强调通过后天教化“化性起伪”，其“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更凸显对自然规律的主动把握。
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结构。从家庭层面的“孝悌为本”，到国家层面的“德主刑辅”，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社会治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至今仍是中国人精神追求的重要范式。
二、道家：超越功利的自然哲学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道”是宇宙本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而非人为干预。庄子则通过“庄周梦蝶”“庖丁解牛”等寓言，揭示“物我合一”的境界，主张“逍遥游”的人生态度，追求精神自由而非世俗功名。
道家思想为中国文化提供了独特的哲学维度。其“无为而治”的理念，既是对统治者过度干预的批判，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模型，与儒家“大同世界”形成互补。道家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更影响了中医、武术、园林等领域的思维模式。
三、墨家：平等兼爱的功利主义
墨家以墨子为核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反对儒家“爱有等差”的伦理观；其“非攻”思想则直接批判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主张通过“止楚攻宋”等实践维护和平。墨家还提出“尚贤”原则，主张以能力而非血缘选拔官员，其“节用”“节葬”主张则体现对物质资源的理性利用。
墨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其“兼爱”理念超越了等级界限，为后世平等观念提供了思想资源；其“尚贤”主张与法家“选贤任能”形成呼应，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尽管墨家在秦汉后逐渐式微，但其科学精神（如对光学、力学的研究）和逻辑方法（如“三表法”）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四、法家：以法治国的集权理论
法家以韩非子为集大成者，主张“以法治国”“法术势结合”。韩非子融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变革思想，强调通过严刑峻法约束人性（“人性本恶”），通过君主集权维护社会秩序。其“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的主张，体现了对法律平等性的追求。
法家思想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支持。商鞅变法通过“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等措施，使秦国迅速崛起；韩非子的集权理论则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奠定基础。尽管法家因严苛统治引发争议，但其变革精神与法治理念，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参考。
五、名家与阴阳家：逻辑思辨与宇宙规律
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聚焦“名实关系”的逻辑辩论。惠施提出“合同异”，认为万物存在相对性；公孙龙则主张“离坚白”，强调概念独立性。其“白马非马”的命题，虽被视为诡辩，却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
阴阳家以邹衍为核心，构建“阴阳五行”宇宙模型。其“五德终始说”通过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解释历史变迁，为王朝更替提供理论依据。阴阳家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医理论（如“阴阳平衡”）、历法制定（如二十四节气）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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