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朗（约167年—247年），字巨达，襄阳郡宜城县（今湖北宜城）人，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中兼具政治才能与学术造诣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生跨越了荆州割据、益州建政、北伐兴衰三个阶段，其仕途轨迹与学术贡献，折射出蜀汉政权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生态。
一、早年经历：从荆州幕僚到益州太守
向朗出身荆州士族，幼年丧父后由兄长抚养，早年师从名士司马徽，与徐庶、庞统、韩嵩等人结为同门。这段求学经历不仅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更使其融入荆州士人网络。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逝后，向朗并未追随刘琮投降曹操，而是选择归附刘备，这一抉择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起点。
刘备入主益州后，向朗的仕途进入上升期。他先后担任巴西郡、牂牁郡、房陵郡太守，展现出卓越的地方治理能力。建兴元年（223年），刘禅继位后，向朗被擢升为步兵校尉，并接替王连兼任丞相长史，成为诸葛亮北伐期间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一时期，他负责统筹后方事务，为诸葛亮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二、仕途转折：街亭之变与政治边缘化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向朗随军出征。然而，马谡在街亭之战中违抗军令导致败北，而向朗因与马谡私交甚笃，对其逃亡行为知情不报，最终被诸葛亮免去丞相长史职务，遣返成都。这一事件成为其仕途的关键转折点。
从制度层面看，诸葛亮治蜀以“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著称，向朗的包庇行为触犯了军法。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诸葛亮需要通过严惩马谡案树立权威，巩固北伐派的政治地位。向朗作为马谡的保护者，自然成为政治清洗的对象。此后二十年间，他虽保留光禄勋等九卿职位，但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政治影响力大幅削弱。
三、学术复兴：晚年藏书与文化传承
被免职后，向朗将精力转向学术研究。他利用多年积蓄广购典籍，成为蜀汉首屈一指的藏书家。据《三国志》记载，其家中藏书“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且年逾八旬仍亲自校勘书籍，刊定谬误。这种学术精神不仅体现在藏书规模上，更在于他开创了私人藏书开放的传统——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吸引了大量寒门学子前来求学。
这一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从文化层面看，他打破了门阀士族对知识的垄断，推动了蜀汉学术的普及；从政治层面看，他通过学术活动构建了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影响力网络。延熙十年（247年），向朗去世前作《遗言戒子》，以“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为核心，强调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这既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也是对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隐晦批判。
四、政治复起：权力真空中的晚年荣耀
诸葛亮去世后，向朗的政治命运迎来转机。建兴十二年（234年），他被任命为左将军，追封显明亭侯，赐位特进。延熙元年（238年），他先后代理丞相持节册封张皇后及太子刘璿，这些仪式性职务虽无实权，却标志着其政治符号价值的回归。
这种复起并非源于军事或行政能力，而是基于以下考量：其一，向朗作为荆州士人的代表，其复出有助于平衡益州本土派与东州派的矛盾；其二，他的学术声望可为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提供文化合法性；其三，年迈的向朗已不具备政治威胁，适合作为象征性人物存在。
五、历史评价：才能与时代的错位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向朗“好学不倦”，这一评语既肯定了其学术成就，也暗含对其政治能力的保留。从才能结构看，向朗兼具吏治能力与学术素养，但缺乏诸葛亮式的战略眼光与政治决断力。他更适合作为稳定后方的行政长官，而非北伐这样的高风险军事行动的参与者。
向朗的悲剧在于，他身处一个需要英雄主义的时代，却以学者型官僚的姿态存在。当诸葛亮需要以严刑峻法整合资源时，向朗的人文关怀显得不合时宜；当蒋琬、费祎需要维持现状时，向朗的学术声望又成为政治装饰。这种才能与时代的错位，最终使其沦为蜀汉政权转型期的过渡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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