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亲率大军攻克汉中，张鲁归降后，益州门户洞开。此时，谋士司马懿、刘晔纷纷建议“趁势攻蜀”，认为刘备立足未稳、蜀人离心，正是统一西南的良机。然而，曹操却以“既得陇，复望蜀邪”为由，放弃继续南下，仅留夏侯渊驻守汉中。这一决策的背后，是赤壁之败的深刻教训、内部势力的隐忧，以及地理与战术的双重限制。
一、赤壁之殇：从“轻敌冒进”到“慎战自保”的转折
曹操的决策，首先源于对赤壁之战的深刻反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荆州得手后，未待休整便率军东进，试图一举消灭孙权。然而，因士兵疲惫、水土不服、疫病横行，加之孙刘联军的火攻战术，最终导致“樯橹灰飞烟灭”。此战让曹操认识到：长途奔袭与持久战对后勤和士气的消耗，远超战略收益。
攻汉中时，曹操同样面临类似困境。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士兵因地形险要而疲惫不堪。若继续南下益州，需穿越秦岭、大巴山等天险，补给线将延长至千里之外。曹操晚年用兵愈发谨慎，深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此时贸然进攻，极可能重蹈赤壁覆辙。
二、内部隐忧：权力巩固优先于统一大业
曹操的决策，亦与曹魏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密切相关。自建安十三年（208年）任丞相以来，曹操每进一步，必遭忠于汉室的势力反对：
荀彧之死：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进爵魏公，荀彧以“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劝阻，后被逼自杀；
崔琰之狱：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称魏王，名士崔琰因“腹诽心谤”被下狱处死。
攻占汉中后，曹操若长期驻军益州，可能导致后方空虚，给反对派可乘之机。法正在《法正传》中曾言：“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曹操选择班师，实为巩固权力、为曹丕继位铺路。此时的他已年过六十，精力衰退，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扩张来稳固统治。
三、地理与战术：骑兵优势的失效与持久战风险
曹操的军事风格以“闪击战”著称，官渡之战、南征荆州均依赖虎豹骑等精锐骑兵的机动性。然而，益州地形以山地为主，骑兵难以施展：
张鲁归降的代价：攻汉中时，张鲁弟张卫曾率数万骑兵死守阳平关，曹操耗时八月才突破防线。若继续南下，需面对刘备的建制派军队与益州山地据点，骑兵的突击优势将荡然无存；
司马懿的误判：司马懿建议“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却忽视了蜀地民心的复杂性。刘备虽得蜀未久，但已通过“宽以待民”政策收拢人心，加之诸葛亮治理有方，蜀地并非“一击即溃”。
此外，曹操若长期驻军益州，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拉锯战，这与他“速战速决”的战术理念相悖。
四、战略替代：以汉中为屏障，制衡孙刘联盟
曹操放弃攻蜀，并非完全放弃西南，而是选择以汉中为战略支点，构建对孙刘的制衡体系：
牵制刘备：留夏侯渊驻守汉中，可监控刘备动向，防止其北出秦川；
威慑东吴：汉中与合肥互为犄角，形成对江东的双重压力。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趁曹操西征发动合肥之战，张辽以八百精骑破敌，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
曹操的决策，实为在统一全国与维持现状之间的权衡。他深知，若强行攻蜀，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而以汉中为缓冲带，可保曹魏基业稳固，为后代统一积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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