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9月6日，曹魏权臣司马昭在病榻上突然中风，手指长子司马炎后溘然长逝。这位曾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权臣，终其一生未完成篡位称帝的最后一步，将“历史任务”留给了儿子司马炎。司马昭的“未竟之篡”，既是个人权力野心的产物，也是三国末年政治生态、家族利益与历史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权力野心的显性表达：从权臣到“准皇帝”的蜕变
司马昭的篡位野心并非隐秘，而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公开宣示。自正元二年（255年）兄长司马师去世后，他以大将军身份专揽曹魏军政大权，逐步构建起司马氏的绝对权威。甘露五年（260年），魏帝曹髦因不甘傀儡地位，率卫士僮仆攻打司马昭府邸，反被司马昭心腹成济弑杀。司马昭随后立曹奂为帝，进一步巩固控制。景元四年（263年），他派邓艾、钟会灭蜀汉，受封晋公，次年进爵晋王，设天子旌旗、乘金根车、备六马之驾，其排场已与皇帝无异。
更关键的是，司马昭通过制度性设计将权力固化。他废除曹魏屯田制，将民屯佃农转为自耕农，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税收，又通过经济改革绑定地方势力；军事上，他推行火箭投石联合战术，提升军队战斗力，确保对地方的控制。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更向天下宣告：曹魏政权已名存实亡。
二、未篡位的深层动因：家族利益、政治风险与历史惯性
尽管司马昭的篡位野心昭然若揭，但他始终未跨出最后一步，核心原因在于家族利益的权衡。司马昭长子司马炎与次子司马攸的继承权之争，直接影响其决策。司马攸过继给无子的兄长司马师，性格温和、声望颇高，司马昭曾言：“天下虽我居相国，实乃兄长所创，我死后当传位攸。”然而，司马炎因“立发垂地、双手过膝”的贵相，得到尚书仆射裴秀、关内侯羊琇等大臣支持，最终被立为世子。司马昭若强行篡位，可能引发家族内部分裂，甚至给反对势力可乘之机。
政治风险也是重要考量。东晋明帝曾问王导晋室得天下之法，王导直言司马懿创业时的猜疑与残忍、司马昭弑君之举，明帝听后掩面叹道：“若如公言，晋室焉得长久？”这反映出司马氏篡权行为在道德层面饱受诟病。若司马昭贸然称帝，可能激化与忠曹势力的矛盾，甚至引发地方叛乱。此前毌丘俭、诸葛诞的淮南叛乱已证明，司马氏对地方的控制并非无懈可击。
此外，历史惯性也制约了司马昭的选择。曹操生前未称帝，曹丕通过“禅让”完成权力交接，这种“温和篡位”模式成为曹魏权臣的范本。司马昭延续这一路径，通过封晋王、设天子仪仗等步骤，逐步模糊曹魏与司马氏的界限，为儿子司马炎铺路。这种“渐进式”取代，比直接篡位更具合法性，也能减少政治阻力。
三、历史的吊诡：中风猝死与“未竟之篡”的必然性
司马昭的猝死，将篡位任务彻底交予司马炎。从医学角度看，中风在三国时期属常见病症，司马昭晚年“忽一日退朝回宫，正要饮食，突然中风不语”，次日便去世，符合高血压引发脑溢血的病理特征。从政治逻辑看，这一意外也具有必然性：司马昭已55岁，在古代属高龄，且长期处于高压政治环境中，健康恶化在所难免。
司马炎的篡位过程，印证了司马昭策略的“成功”。他继承父亲晋王位后，立即着手称帝准备。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威逼曹奂禅位，建立西晋。这一过程与曹丕代汉如出一辙，甚至在仪式细节上高度模仿，如筑受禅台、布告天下等。司马昭若活到此时，或许会亲自完成这一步骤，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他的猝死反而让“禅让”剧本更完整——由儿子完成父亲未竟之事，既避免了自己背负“篡位者”的骂名，又确保了司马氏政权的平稳过渡。
四、历史评价的复杂性：野心家还是奠基者？
后世对司马昭的评价充满矛盾。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感叹：“司马昭做得太过分了啊！”东晋明帝听闻祖先创业手段后，亦羞愧难当。然而，从历史结果看，司马昭的权力运作确实为西晋统一奠定了基础：他灭蜀汉、改革经济、强化中央集权，使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其“未篡位”的选择，也体现了对家族利益的长远考量——通过渐进式权力交接，避免重蹈王莽篡汉后迅速覆灭的覆辙。
司马昭的“未竟之篡”，是个人野心、家族利益与历史偶然性交织的产物。他以权臣之身行皇帝之事，却未跨出最后一步，既因对政治风险的谨慎，也因对家族延续的负责。这一选择，最终成就了司马炎的西晋王朝，也让司马昭成为三国末年权力游戏中最具争议的“幕后玩家”。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权力巅峰，野心与克制、激进与稳健的平衡，往往比单纯的篡位更考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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