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历史中，兄弟相残的惨剧屡见不鲜。秦二世胡亥伪造诏书赐死扶苏，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射杀李建成，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幽禁弟弟朱祁钰……这些事件虽血腥残酷，但后世对涉事帝王的评价多聚焦于政治得失，而非道德审判。唯独雍正帝因“九子夺嫡”继位后，被野史、小说塑造成“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暴君形象，其污名化程度远超其他同类事件。这一现象背后，是权力斗争、利益冲突与历史书写的复杂交织。
一、兄弟相残的“历史惯性”：雍正并非孤例
中国古代皇权继承中，兄弟相残的悲剧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自秦朝确立皇帝制度以来，“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宗法原则虽被推崇，但实际操作中，帝王对继承人的选择往往受个人偏好、政治平衡等因素影响。例如，唐高祖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却赋予李世民超规格的军政大权，导致太子集团与秦王府的矛盾激化；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胤礽，引发九子夺嫡的乱局。这些案例中，失败者或被幽禁（如李建成之子李承乾）、或被赐死（如胡亥的兄弟姐妹），但后世史书多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叙述，较少进行道德批判。
雍正帝的特殊性在于，其继位过程恰逢清朝文字狱高峰期，而他又推行了一系列触动士绅阶层利益的改革，导致反对者通过文学创作、民间传说等方式对其进行系统性抹黑。这种“历史污名化”与雍正本人的政策直接相关。
二、雍正的“原罪”：改革触碰士绅利益
雍正帝继位后，为解决康熙末年国库空虚（仅存银800万两）、官员贪腐严重的问题，推行了三项关键改革：
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这一政策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却直接损害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和士绅的利益。例如，直隶某地10亩以下的农户税负降了70%以上，而地主的税负激增数倍。士绅阶层通过勾结官员隐瞒田产、煽动舆论的方式抵制政策，甚至组织罢考抗议。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取消士绅（读书人）的免税特权，要求其与平民一样承担徭役和赋税。这一政策打破了自隋唐科举制以来“士子免赋”的传统，被士绅视为对文化阶层的侮辱。
火耗归公：规定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按比例收取“火耗”（碎银熔铸成银锭的损耗），但需上缴国库，再由国家分配“养廉银”作为补贴。这一政策切断了官员通过“火耗”贪污的渠道，导致地方官僚集团对雍正的强烈不满。
这些改革使雍正成为士绅阶层的“公敌”。他们通过编撰野史、小说（如《雍正王朝》的民间改编版本），将雍正描绘为“阴险残暴”的暴君，以泄私愤。
三、野史的“助力”：从《大义觉迷录》到“血滴子”传说
雍正帝对政敌的打击手段，客观上为野史提供了素材。他继位后，将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削宗夺爵，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猪”）、“塞思黑”（满语“狗”），并圈禁至死；对同母弟十四弟胤禵虽未下杀手，但也长期幽禁。这些行为被政敌解读为“残害手足”，并通过民间渠道广泛传播。
更关键的是，雍正为反驳“弑父篡位”的谣言，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并命曾静（反清文人）巡回宣讲以证清白。这一举措本意是澄清事实，却意外导致谣言扩散——官方允许讨论皇帝“黑历史”，反而激发了民间的好奇心。例如，书中提及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传闻，虽被史学家证伪（汉文遗诏存在涂改痕迹，但满、蒙文遗诏无歧义），却在民间广为流传。
此外，“血滴子”传说（雍正命特务机构用暗器取人首级）虽无史料依据，但因符合大众对“暴君”的想象，被小说、戏曲反复演绎，进一步固化了雍正的负面形象。
四、历史书写的“偏见”：士绅阶层的话语权
雍正帝的污名化，本质上是士绅阶层对皇权扩张的反抗。在清代，士绅不仅是地方精英，更是文化话语权的掌控者。他们通过撰写地方志、家谱、笔记小说等方式，记录并传播对雍正不利的“历史细节”。例如，曹雪芹家族因与雍正政敌（如八爷党）有牵连，被抄家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隐晦表达对皇权的批判，这种情感投射间接影响了后世对雍正的评价。
相比之下，唐太宗李世民虽也有“玄武门之变”的污点，但他通过恢复科举制、笼络士人，赢得了文化阶层的支持；明成祖朱棣虽篡位，但编修《永乐大典》提升了文人地位，削弱了对其“靖难”的批判。雍正则因改革直接损害士绅利益，成为唯一被系统性抹黑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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