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1年6月15日，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瓦特·泰勒在谈判桌上被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刺杀。这场持续月余的起义以领袖殒命、三万农民溃散告终，却成为英国中世纪社会转型的转折点。起义虽败，其冲击波却撕裂了封建制度的铁幕，为农奴制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
一、起义的爆发：多重压迫下的火山喷发
14世纪的英国深陷多重危机：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劳动力短缺推高工资，封建领主却通过《劳工法案》强制压低薪资；百年战争持续消耗国库，理查二世政府三次开征人头税，税负从每人4便士暴涨至12便士；教会特权横行，大主教苏德伯雷等封建主盘剥农奴，坎特伯雷大教堂成为压迫的象征。
1381年5月，埃塞克斯郡农民率先抗税，肯特郡泥瓦匠瓦特·泰勒被推举为领袖。他率领起义军以“亚当耕种时谁是贵族”为口号，迅速席卷英格兰东南部。6月13日，起义军攻入伦敦，处决大主教苏德伯雷、财政大臣海尔斯，捣毁法院、监狱与皇叔约翰·高恩特的宅邸，释放政治犯约翰·保尔——这位穷教士以“罗拉德派”思想宣扬平等，成为起义的精神旗帜。
二、谈判桌上的背叛：理想主义者的致命误判
起义军提出两大政治纲领：
迈尔恩德纲领：废除农奴制与劳役制，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地租限定为每亩4便士；
史密斯菲尔德纲领：废除“剥夺法律保护”特权，实现法律平等，没收教会土地分给农民。
这些要求直指封建制度的核心——人身依附与土地垄断。然而，瓦特·泰勒对国王理查二世抱有幻想。6月14日，他在迈尔恩德与国王谈判，获得《解放敕令》——理查二世承诺废除农奴制、赦免起义者。但当部分农民携特许状返乡后，泰勒仍坚持要求处决摄政大臣兰开斯特公爵，并继续向国王施压。
6月15日，史密斯菲尔德谈判成为致命陷阱。沃尔沃思以“赐酒”为名接近泰勒，趁其不备用匕首刺穿喉咙。国王随即宣布：“凡在起义中获自由者必须归附领主”，并派军队镇压残余势力。约翰·保尔被酷刑处决，三万农民或被杀或逃散，起义在血泊中终结。
三、失败的遗产：封建制度的裂痕与新生
起义虽败，却彻底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农奴制的加速瓦解：起义后，领主们发现强制劳役成本过高，纷纷转向货币地租。至15世纪，农奴制在英国基本消失，自耕农成为农村主体。
教会特权的崩塌：起义军焚毁教会地契、没收土地的行动，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基础。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时，议会能顺利通过《至尊法案》，部分得益于起义对教会权威的打击。
税收制度的改革：人头税因引发起义被废止，政府转而依赖关税与消费税，为近代财政体系奠定基础。
阶级意识的觉醒：起义首次将农民、手工业者与城市平民联合起来，形成跨阶层的反抗力量。这种“平民联合”传统，成为后世宪章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先声。
四、历史的悖论：暴力与进步的双重变奏
瓦特·泰勒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暴力颠覆制度，却低估了封建势力的韧性。起义军缺乏统一组织，纲领中“废除领主权”“没收教会土地”等要求过于激进，难以被保守势力接受。更致命的是，泰勒将希望寄托于理查二世的“仁慈”，而这位14岁的国王不过是贵族的傀儡。
然而，起义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其历史必要性。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戴尔所言：“没有泰勒的鲜血，就没有后来农奴的解放。”起义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脆弱性，迫使统治者进行妥协性改革。当16世纪英国进入圈地运动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时，已不再有大规模农奴反抗——因为泰勒们早已用生命斩断了人身依附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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