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6月，成都科甲巷的臬台衙门监狱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身着囚服，神色坦然地走向刑场。这位曾让清军闻风丧胆的军事天才，最终在四川总督骆秉章的授意下被凌迟处死，其部下四千余人也遭屠戮。这场血腥事件不仅改写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结局，更在晚清历史上投下浓重阴影，将骆秉章推上“背信弃义”的道德审判台。
一、绝境中的生死赌局
1863年5月，石达开率部抵达大渡河畔的紫打地。此时太平军已深陷绝境：前有湍急的大渡河，后有清军重兵围堵，两侧彝族土司王应元、岭承恩的武装虎视眈眈。更致命的是，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使渡河计划化为泡影，粮草断绝的太平军陷入“人相食”的惨境。
面对此景，石达开作出惊人决定——以自身性命换取部下生存。他致信骆秉章：“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这封被后世争议不断的信件，或射向对岸清军营帐，或通过土司转交，最终抵达骆秉章案头。据《清实录》记载，骆秉章随即命参将杨应刚在洗马姑竖起“投诚免死”大旗，并承诺“生擒石达开者赏万金，投诚者免死”。
二、骆秉章的权谋算计
作为晚清八大名臣之一，骆秉章的决策绝非一时冲动。这位以清廉著称的官员，曾因整顿吏治、严查库银获道光帝“空前绝后”的评价，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展现出铁血手腕。其杀降之举，实则暗藏三重考量：
军事震慑：石达开部虽遭重创，但剩余六千余人多为跟随其转战多年的精锐。骆秉章在奏折中直言：“此等悍贼，若纵之归山，必为后患。”屠杀降卒既能削弱太平军实力，亦可对其他反清势力形成威慑。
政治投机：咸丰帝曾下诏“有能擒获石达开者，赏侯爵，世袭罔替”。骆秉章深知，活捉石达开远不如将其处死更能邀功请赏。事实上，他因剿灭石达开获封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双眼花翎。
道德困境：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条与“官贼不两立”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骆秉章在审讯时质问石达开：“尔欲降乎？”得答“我是乞死，兼为士卒请命”后，仍下令处决。这种矛盾心理，或许可从其幕僚左宗棠的评价中窥见一斑：“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
三、血色黎明：从承诺到屠杀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携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及五岁幼子石定忠，轻骑前往清军营帐。据目击者记载，他“神色湛然，无一畏缩态”，甚至在受刑时劝慰同僚：“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
然而，骆秉章的承诺很快化为泡影。6月19日，清军以“火箭为号”，会合土司武装，将两千余名石达开亲信士卒围杀于老鸦漩。剩余四千余人虽获“路票”遣散，却在大树堡寺庙遭伏击，无一幸免。更令人发指的是，骆秉章竟将石达开首级用石灰腌制，装入木笼解送京师巡展，其子石定忠则被囚至十一岁后施以宫刑，发配边塞为奴。
四、历史评判的双重镜像
骆秉章的杀降之举，在晚清政坛引发激烈争议。支持者认为其“剿匪有功”，左宗棠曾盛赞其“剔漕弊、罢大钱”的政绩；反对者则斥其为“背信弃义的小人”，民国学者沃丘仲子更直指其“长子通匪”。这种分歧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重新评价后愈发尖锐——当石达开被塑造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英雄”，骆秉章便不可避免地沦为镇压革命的刽子手。
然而，历史真相往往比道德审判更复杂。骆秉章的决策，既是个人政治野心的体现，也是晚清政权系统性腐败的缩影。当道光帝因他清查库银而感叹“人人皆知”，当咸丰帝因他镇压太平军而倚为“天下重臣”，这个从广东花县农家走出的清廉官僚，早已被裹挟进权力绞杀的漩涡。
五、余音：血色大渡河的永恒叩问
160年过去，大渡河的涛声依旧。紫打地山谷中，石达开部众的骸骨早已化作泥土，而骆秉章的“文忠”谥号仍刻在贤良祠的碑石上。这场生死赌局没有赢家：石达开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义，却未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覆灭；骆秉章以杀降换取功名，却永远背负着“背信弃义”的骂名。
或许，正如历史学家罗尔纲所言：“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其时代语境。”在晚清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骆秉章与石达开的命运交织，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传统忠义观与现代革命理念的激烈碰撞。而这场碰撞的回响，至今仍在历史的长廊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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