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期，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集团“十常侍”权倾朝野，其专权乱政的行为不仅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亡，更直接引发了“十常侍之乱”，最终以全体覆灭的结局收场。这场权力游戏的终局，既是宦官集团腐败堕落的必然结果，也是东汉外戚与宦官长期斗争的终结篇。
一、权倾朝野：十常侍的崛起与祸乱
“十常侍”并非固定十人，而是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集团统称，实际包括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他们凭借汉灵帝的极度宠信，以“中常侍”之职掌控朝政，甚至被灵帝称为“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一集团通过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积累财富，其父兄子弟遍布州郡，形成庞大的利益网络。例如，张让的奴仆孟佗通过贿赂张让，竟被任命为凉州刺史；赵忠更因僭越修建比皇宫还奢华的宅邸，被时人讽为“宦官之首，骄横无度”。
十常侍的腐败行径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黄巾起义的爆发虽被镇压，但起义领袖张角与宦官封谞、徐奉的勾结，暴露了宦官集团与民间反叛势力的隐秘联系。郎中张钧曾上书灵帝，直言“张角之乱，根源在十常侍放任亲属盘踞州郡，侵掠百姓”，并请求斩杀十常侍以安民心。然而，灵帝不仅未采纳，反而将张钧下狱拷打致死，进一步助长了宦官气焰。
二、权力博弈：何进与十常侍的生死对决
汉灵帝死后，十常侍的命运与外戚集团的首领何进紧密相连。灵帝临终前曾托付宦官蹇硕立次子刘协为帝，但蹇硕的计划因何进察觉而失败。何进拥立长子刘辩即位（汉少帝），其妹何太后临朝称制，何进以大将军身份掌权。为彻底铲除宦官势力，何进在袁绍建议下，密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以胁迫何太后同意诛杀宦官。
然而，十常侍先发制人。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何进入宫觐见何太后时，被张让、段珪等设计伏杀。何进部将袁绍、袁术闻讯后，立即率兵攻入皇宫，见宦官即杀，甚至因无胡须者也被误杀，导致宫中数千宦官丧命。十常侍核心成员张让、段珪等仓皇劫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至小平津（今河南孟津县），但被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率兵追上。面对绝境，张让、段珪哀叹：“吾等今日命绝于此！”随后投河自尽，标志着十常侍集团的彻底覆灭。
三、覆灭余波：董卓入京与东汉名存实亡
十常侍之乱虽平，但东汉王朝已陷入更深重的危机。董卓率凉州军入京后，迅速废黜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汉献帝），并自任相国，挟天子以令诸侯。董卓的暴政引发关东诸侯联军讨伐，虽然董卓最终被部将吕布所杀，但汉献帝又落入李傕、郭汜之手，关中地区陷入军阀混战。直至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东汉朝廷才暂时稳定，但已沦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工具。
十常侍的覆灭，本质上是东汉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同归于尽的结果。袁绍在诛杀宦官后曾感叹：“今日杀尽宦官，天下大乱矣！”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宦官与外戚的长期斗争耗尽了东汉朝廷的统治根基，而地方豪强的崛起则加速了中央集权的瓦解。十常侍之乱后，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三国割据时代。
四、历史警示：权力滥用与制度崩溃的必然性
十常侍的结局为后世提供了深刻教训。其一，宦官专权源于皇权衰微与制度漏洞。东汉幼主即位、太后临朝的惯例，迫使皇帝依赖宦官制衡外戚，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其二，腐败集团必然走向灭亡。十常侍通过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积累财富，但其行为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黄巾起义与十常侍之乱接连爆发，最终自掘坟墓。其三，权力斗争需以制度为约束。何进与袁绍引入董卓的决策，暴露了外戚与官僚集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短视，最终引发更大灾难。
唐代诗人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写道：“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十常侍的覆灭，恰似东汉王朝的挽歌。他们的故事警示后人：权力若脱离制度约束，终将沦为毁灭自身的工具；而一个国家的兴衰，始终取决于统治者能否以民为本、坚守正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