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810年—前1750年），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任君主，被誉为“巴比伦帝国之父”。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务实的政治手腕和开创性的法律贡献，成为古代两河流域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其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不仅实现了两河流域的统一，更以《汉谟拉比法典》奠定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石。
一、从城邦到帝国：军事征服与统一之路
汉谟拉比即位时，巴比伦仅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城邦，周边强敌环伺：埃什嫩纳控制底格里斯河上游，拉尔萨盘踞两河流域三角洲，东方的埃兰王国虎视眈眈，北方的亚述帝国则因沙姆希-阿达德一世的死亡暂时退却。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汉谟拉比采取“先固守、后扩张”的策略。
前1766年，埃兰王国为控制商路入侵美索不达米亚，联合平原城邦摧毁埃什嫩纳。汉谟拉比与拉尔萨结盟击退埃兰，但因拉尔萨出力不足心生怨恨。前1763年，他挥师南下征服拉尔萨，统一两河流域下游；随后北上平息北方动乱，占领埃什嫩纳，并兵不血刃攻下盟友马里。至前1758年，巴比伦的统治范围北达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尔，西至叙利亚阿勒颇，汉谟拉比自称“阿摩利人之王”，开创了古巴比伦帝国的全盛时代。
二、中央集权与国家治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跨越
汉谟拉比的统治不仅依赖军事征服，更通过制度创新巩固帝国根基。他宣扬“君权神授”，自称受天神安努与正义之神沙马什的委托“发扬正义于世”，将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为强化中央集权，他：
建立官僚体系：设立总督管理地方，通过粘土板文书直接掌控全国政务，包括应对水灾、完善历法、调配家畜等日常事务；
改革军事制度：授予士兵份地以提高其地位，组建常备军保障帝国安全；
发展经济与基建：开凿汉谟拉比运河沟通基什与波斯湾，将荒地变为良田；统一度量衡制度，重建西帕尔太阳神庙，促进贸易与文化交流。
这些措施使古巴比伦成为上古世界最成熟的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其国祚远超此前的阿卡德王国与乌尔第三王朝。
三、《汉谟拉比法典》：人类法治文明的里程碑
汉谟拉比最持久的遗产是《汉谟拉比法典》。这部刻于2.25米玄武岩石柱上的法典（现存巴黎卢浮宫），以楔形文字铭刻282条法律，涵盖诉讼、损害赔偿、租佃、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奴隶处罚等领域，其核心原则与影响如下：
1. “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
法典确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惩罚原则，如打瞎他人眼睛需被刺瞎双眼，害死他人儿子则自身儿子需被处死。这种原始正义虽显严苛，却通过量化惩罚标准限制了贵族的肆意妄为。
2. 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
法典将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有公民权的自由民、无公民权的自由民、奴隶。上等级者享有更多权利且处罚较轻。例如，奴隶主打瞎自由民眼睛仅需赔款，而医生若因治疗失误致奴隶主死亡，则会被砍去双手。
3. 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法典强调臣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逃避兵役者处死，庇护逃奴者与奴同罪，破坏水利者严惩不贷。同时，它也包含“人道主义”条款，如债务奴隶劳动三年后可恢复自由身。
4. 跨越时空的法律影响
尽管《汉谟拉比法典》并非现存最古老的法典（早于它的有《乌尔纳木法典》），但其完整性与系统性远超前代。它成为赫梯、希伯来等古法典的蓝本，其“同态复仇”原则甚至影响至《旧约》法律。1901年法典石柱出土后，被《全球通史》誉为“人类法治文明第一丰碑”，汉谟拉比本人也被刻入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会客厅的立法者浮雕，与摩西、梭伦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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