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长河中，专诸以“鱼肠剑刺王僚”的壮举名垂青史，成为《史记·刺客列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这位刺客的身后，站着一位同样令人动容的母亲——她以生命为代价，为儿子铺就了一条忠孝两全的悲壮之路。她的故事，既是对古代伦理的深刻诠释，也是对母爱力量的永恒见证。
一、孝子之母：市井巷陌中的道德标杆
专诸是吴国堂邑人，出身屠户，生得虎背熊腰、目深口大，却以孝顺母亲闻名乡里。据《吴越春秋》记载，专诸曾与一大汉当街厮打，众人劝阻无果，其母一声呼唤，他便立刻束手而归。这一场景被伍子胥目睹，惊叹其“虽当盛怒，闻母至即止”，遂与其结为八拜之交。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更以文学笔法强化这一形象，称专诸“素有孝行，事母无违”，甚至被后世演绎为秦琼“赛专诸”的原型，足见其孝道影响之深远。
专诸之母的教诲，在儿子心中根深蒂固。她常告诫专诸：“一个人可以没有财富，可以没有地位，但绝不能没有忠诚和勇气。”这种价值观的灌输，使专诸在面对吴国权力斗争时，既保持着市井豪侠的勇猛，又深谙家国大义的重量。
二、忠孝抉择：王权更迭下的伦理困境
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为夺取王位，暗中策划刺杀吴王僚。伍子胥为报家仇，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感念公子光的厚待，却因“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陷入两难：行刺必死，老母何依？这一矛盾在《左传》中以“母老子弱”四字隐晦提及，而《史记》则明确记载专诸与公子光商议时，将吴王僚“母老子弱、内无骨鲠之臣”作为可杀的理由。但无论史书如何记载，专诸内心的挣扎与母亲的态度，始终是解读这一事件的关键。
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虚构了一段对话：专诸归家向母亲辞行，泪流满面。母亲洞悉其意，平静地说：“吾举家受公子恩养，大德当报。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后世，我死亦不朽矣。”这段对话虽为小说家言，却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忠孝”的终极理解——当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冲突时，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被视为更高层次的道德选择。
三、自缢明志：母爱与伦理的终极碰撞
为彻底解除专诸的后顾之忧，母亲选择以自缢的方式结束生命。据《东周列国志》描述，她支开专诸取泉水，待其归来时已悬梁自尽，遗言“愿子成名不惜身，肯将孝子换忠臣”。这一情节虽无正史佐证，却符合古代演义小说“以死成全忠义”的叙事传统，其原型可追溯至楚汉争霸时期王陵之母为逼子投汉而自尽的故事。
专诸葬母后，潜心学习烤鱼技艺，将锋利的“鱼肠剑”藏于鱼腹，最终在宴席上刺杀吴王僚。尽管自己被卫士砍为肉酱，但其壮举却为公子光夺取王位铺平道路，吴国由此进入阖闾时代。专诸之子专毅被封为上卿，专诸本人也被葬于泰伯皇坟旁，其墓至今存于无锡鸿山东岭。
四、历史回响：忠孝伦理的永恒辩题
专诸之母的故事，在后世引发了持久争议。支持者认为，她以生命诠释了“大义灭亲”的古代伦理，使专诸得以完成“士为知己者死”的使命；反对者则质疑，以母亲自杀推动儿子行刺，是否违背人伦底线。清代学者袁枚曾戏谑专诸“惧内”为“惧内之滥觞”，却对其孝母行为无贬词，侧面反映出社会对这一形象的复杂认知。
从现代视角看，专诸之母的选择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忠孝”的强制性捆绑。在“家国同构”的伦理体系中，个人命运往往被视为家族与国家利益的延伸。然而，她临终前“垂名后世”的期许，却超越了时代局限，揭示了人类对精神永恒的追求——正如无锡“专诸塔”虽毁于文革，但其故事仍通过苏杭名菜“糖醋鱼”的传承，在民间记忆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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