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交替的动荡年代，伯夷、叔齐的名字与商纣王的暴政共同镌刻于历史长卷。这对来自孤竹国的兄弟，以“让国”“叩马谏伐”“不食周粟”的壮举，构建起与商纣王复杂而深刻的关系网络。他们的故事，既是商末贵族伦理的缩影，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化转型的注脚。
一、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下的王位之争
伯夷、叔齐是商纣王统治时期孤竹国君主的子嗣。据《史记·伯夷列传》及《孤竹国考》记载，孤竹国君亚微育有三子：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次子亚凭、幼子叔齐（名致，字公达）。作为商朝的属国，孤竹国遵循殷商宗法制度，君主之位本应由嫡长子伯夷继承。然而，亚微晚年认为叔齐更具治国才能，遂暗中立下遗诏，指定叔齐为继承人。
这一安排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引发了兄弟间的伦理困境。父亲去世后，叔齐以“违背父命”为由拒绝即位，坚持将王位让给伯夷；伯夷则以“尊重父亲遗愿”为由逃亡，叔齐亦随之出走。这场“让国”闹剧最终由国人推举次子亚凭继位收场，却为兄弟二人日后的政治选择埋下伏笔。
二、伦理批判：以“孝”“仁”之名对抗暴政
伯夷、叔齐与商纣王的直接冲突，始于周武王伐纣之际。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以“吊民伐罪”为名，率诸侯联军东征商纣。此时，流亡至西岐的伯夷、叔齐突然现身牧野战场，以“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的质问，直指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这番谏言背后，是兄弟二人对商纣王暴政的隐性批判。商纣王统治时期，朝堂内比干剖心、九侯剁酱、鄂侯制干等暴行频发，社会伦理崩塌。伯夷、叔齐虽未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却通过“让国”行为表达了对商朝腐败政治的疏离。他们拒绝继承王位，本质是对父权与君权双重压迫的反抗；而“叩马谏伐”则是以“孝”“仁”为武器，对武王以暴制暴的道德谴责。
三、政治抉择：不食周粟的象征意义
商朝灭亡后，伯夷、叔齐的选择更具政治象征性。他们拒绝承认周朝的合法性，隐居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以采集野菜为生，最终饿死。这一行为被司马迁在《史记》中解读为“君子之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矣非邪？”
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是对商周政权更迭的伦理审判。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商朝贵族的尊严，也划清了与周朝新贵的界限。这种“不合作”态度，与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一脉相承，成为后世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原型。
四、历史回响：从道德楷模到政治符号
伯夷、叔齐的形象在后世经历了多重诠释。孔子称其为“古之贤人”，孟子将其与舜、禹并列，荀子则赞其“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正统化，兄弟二人逐渐被塑造为“忠孝节义”的化身。
然而，这种道德化解读也掩盖了其行为的政治复杂性。伯夷、叔齐的“让国”与“不食周粟”，本质是商末贵族在政权崩溃前的自我救赎。他们既无法改变商朝的命运，也不愿屈从于周朝的统治，最终以极端方式完成了对旧秩序的忠诚与对新秩序的拒绝。这种矛盾性，使其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政治文化转型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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