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群雄逐鹿的舞台上，黄权（？—240年）以“三易其主”的传奇经历，成为历史长河中极具争议与深度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跨越刘璋、刘备、曹魏三朝，从益州主簿到车骑将军，其命运轨迹折射出乱世中士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困境。
一、刘璋时期：孤忠谏言者的悲剧开端
黄权出身巴西阆中官宦世家，早年任郡吏，后被益州牧刘璋召为主簿。建安十六年（221年），刘璋为对抗张鲁，采纳张松建议邀刘备入蜀。黄权以“一国不容二君”的清醒认知极力劝阻，直言：“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然而，暗弱的刘璋不仅未采纳其谏言，反而将其贬为广汉县长。这一贬谪，既暴露了刘璋的短视，也为黄权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建安十七年（222年），刘备与刘璋反目，两年后刘璋在简雍劝说下开城投降。黄权闭城坚守至最后一刻，直至刘璋亲降才肯罢休。这种“主降臣守”的矛盾行为，既体现其对旧主的忠诚，也暗含对时局的无奈妥协。
二、刘备时期：战略家与谏臣的双重困境
（一）汉中争夺战：定鼎西北的幕后策划者
归顺刘备后，黄权迅速展现战略才能。建安二十年（225年），曹操亲征汉中，张鲁弟张卫坚守阳平关被破，张鲁欲降曹。黄权向刘备进言：“汉中之地，关乎蜀汉安危。”刘备采纳其策，以黄权为护军率军入巴中。建安二十四年（229年），汉中之战爆发，黄权辅佐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后曹操亲征亦败退。此役奠定蜀汉北伐基地，陈寿在《三国志》中明确记载：“皆权本谋也。”
（二）夷陵之败：谏言未纳的悲剧预言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关羽报仇倾国伐吴。黄权力谏：“吴人骠悍，我军顺流而下易进难退，愿为先锋试探虚实。”刘备未从，反命其督江北军防魏。结果陆逊“火烧连营”，蜀军大败。黄权因退路被魏军阻断，被迫降魏。刘备闻讯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并拒绝治其家属之罪。这一事件，既凸显黄权的战略远见，也暴露刘备晚年决策的刚愎自用。
三、曹魏时期：降将的风骨与政治智慧
（一）降魏后的待遇：超越常规的尊重
黄权降魏后，曹丕拜其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衔。这种高规格待遇，源于黄权在曹魏君臣眼中的特殊价值：
战略价值：曹丕曾问：“君欲追踪陈、韩邪？”黄权答：“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归命。”既表明无奈，又暗含对蜀汉的忠诚。
人格魅力：司马懿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称赞：“黄公衡，快士也。”曹丕欲试探其心志，多次催召，黄权“举止颜色自若”，展现镇定风骨。
（二）历史评价的逆转：从“三姓家奴”到忠义典范
尽管小说《三国演义》以诗谴责黄权“折齿终降备，矢节何如王累刚”，但正史对其评价颇高：
徐众：“既忠谏於主，又闭城拒守，得事君之礼。”
陈寿：“弘雅思量。”
这种评价差异，源于黄权始终恪守的底线：
不降吴：宁可降魏也不助纣为虐。
不谄魏：面对曹丕试探，始终保持士人尊严。
不忘旧：刘备去世时，魏国群臣庆贺，唯黄权不贺。
四、三次易主的深层逻辑：时势与道德的博弈
黄权的“三易其主”，实为乱世中士人的生存策略：
刘璋时期：谏言未纳后的被动坚守，体现对旧主的道义责任。
刘备时期：从劝谏到尽忠，最终因主帅失误而被迫降魏，属“君负臣”的典型。
曹魏时期：在“还蜀无路”的绝境下选择降魏，但始终未参与对蜀作战，保持道德底线。
这种选择，与吕布“反复无常”的本质区别在于：黄权的每次易主均有客观被迫性，且始终未主动背叛旧主利益。
五、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哲学
黄权的一生，揭示了三国时期士人的普遍困境：
能力与机遇的错位：其战略才能不输法正、诸葛亮，却因降魏经历被边缘化。
道德与现实的冲突：在“忠臣不事二主”的伦理下，降将往往被污名化，但黄权以风骨赢得尊重。
家族命运的延续：其子黄崇随诸葛瞻战死绵竹，延续了父辈的忠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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